明朝论文:虽无宰相之名 实有赞襄之责.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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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论文:虽无宰相之名 实有赞襄之责

明朝论文:虽无宰相之名 实有赞襄之责 摘要:宰相制度在古代的政治制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上承皇权下纳百官,是古代行政体制的枢纽。宰相制度在中国有着漫长的发展历史。 关键词:明朝;宰相;内阁制度 宰相是中国封建国家辅政首脑的统称,宰相制度在古代的政治制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上承皇权下纳百官,是古代行政体制的枢纽。宰相制度在中国有着漫长的发展历史。秦朝正式确立宰相制度;两汉时尚书台权力大增,逐渐取代三公;魏晋南北朝时,三省制逐步形成,经隋朝的发展,在唐初走向了成熟;又经五代十国至北宋,二府三司制最终确立;元朝实行中书省一省制,宰相的权力较之前代有所集中。 一、明初宰相制度的立废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明朝之初,沿用了元朝的制度,在中央设立了中书省及丞相。《明太祖实录》记载:“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元璋即吴王位,建百司管属,置中书省。设右左相国为正一品,平章政事从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参知政事从二品。吴元年(1367),命百官礼仪俱尚左,改右相国为左相国,左相国为右相国。洪武元年(1368)正月,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此时的中书省“综理机务”,诸司奏事,必“先关白中书省”,皇帝诏旨,亦需经由中书省下达。太祖亦明示:“国家之事,总之者中书,分理者六部,至为要职”。由此观之,在明初的中央官僚政治体系中,宰相不仅是六部的行政首长,综合决策各类国家事务,更是皇帝与百官和民众之间联系的桥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对于国家政治机构的正常运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突然废掉了中书省,将中国封建历史时期实行千余年的宰相制度断然抛弃,并宣布:“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为什么朱元璋突然间作出这种看似不可思议的决策呢? 对于这一问题,史学界所公认的一个因素就是宰相胡惟庸的乱权。明朝的宰相制度存在了12年,在胡惟庸之前的宰相分别是李善长、徐达和汪广洋,而胡惟庸则执政长达6年。《明史》卷三百零八列传第一百九十六的“奸臣”篇对胡惟庸的罪行进行了权威的描述。史载“当太祖开国之初,胡惟庸凶狡自肆,竟坐叛逆诛死”。在其任宰相期间,“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噪进之徒及功臣式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一切以他的好恶行事,专横跋扈多所不法。随着胡惟庸的权势日盛,谋反之心也悄悄地在他心里滋长。他遣元朝降臣封绩为使者向残元请兵助反,又遣明州卫指挥林贤下海招引倭寇,约定时间为外应。后来由于事情败露,朱元璋一怒之下,武断地作出了废除宰相制这一因噎废食的决定。虽然这种说法广泛的为中国史学界所接受,但是笔者认为,胡惟庸的谋反只能作为促使朱元璋废相的一个直接触发因素。朱元璋作为中国封建历史上较有作为的皇帝之一,深知宰相作为秦始皇统一海内外以来历代沿用的辅政制度,早已为士大夫官僚集团所认同和接受,有其巨大的制度惯性。所以朱元璋废相这一举措绝非一个模棱两可的胡惟庸谋反案所能解释,必定有更深层次的考量。 事实上,朱元璋在创立明朝典章制度的初期就已经对元代的权相祸国有所警惕,他认为“元氏混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至天下大乱”。也因此,朱元璋在给予丞相大权的同时,也采取了各种措施限制和削弱宰相的权力。如压缩中书省正官和椽属编制、废行中书省、扩充六部官制、皇太子预征,采取各种措施侵夺宰相的知情权、用人权等,以削弱相权为中心,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政治改革。从这一角度分析,胡惟庸党案只是加重了朱元璋对于权相祸国的疑惧,促使其下定决心,对宰相制度“斩草除根”。 二、内阁制度的创立和完善 朱元璋废相之后,提升了六部的权力和地位。六部尚书由正三品升为正二品,侍郎则由正四品升为正三品。六部由宰相之下属变为由皇帝直接指挥。六部分理庶务,事权分散,在不可能对皇权构成威胁的同时,也无法对全国繁杂的政务做统一的协调和部署。通过这一调整,朱元璋大大地提升了皇帝的权力,致力于实现其所谓的“上下相维,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谨威福之下移,则无权臣之患”的构想。然而改革的弊端也立时显现,那就是忽略了皇帝处理政事的能力和效率。据史料记载,自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前后八日间,内外诸司送到皇宫里的奏章,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件,共计三千二百九十一件事。大小事务都要汇集到皇帝那里作出最后决断,对皇帝的个人能力提出了很大的挑战。朱元璋是开国皇帝,天下是他打下来的,他励精图治,尚感力不从心;明成祖朱棣也算是打了半个天下的皇帝,也有这样的精力和胆识亲庶政务;再下去的孙儿,生长在深宫,精力逐代萎缩,便不能这样做。于是,在废相不久,朱元璋就开始思考另立新官辅佐其处理政事。 洪武十三年(1380)九月,朱元璋设立春、夏、秋、冬四辅官,但因辅官皆为老儒,不满两年即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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