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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理论早期重要观点论述选译： 《对邪恶之戏剧化》 （The Dramatization of Evil也可译为《对邪恶的脸谱化》原作 者Frank Tannenbaum,节选自其发表于1938年的专著《犯罪与社区 Crime and the Community》） 通过对所谓邪恶（evil，即恶性）的初步戏剧化（dramatization, 也可译作脸谱化），我们将（出现行为过失的）儿童从其社交群体中 分离出来，并给与他与他人不同的特殊的待遇。这一经历是儿童走上 犯罪道路中最重要的因素，其重要性远超过儿童早年生活的任何其他 经历。我们必须认识到，对于儿童来说，他们的生活环境从此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几乎可以说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了—这一点我 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他已经被打上了（坏小孩）的烙印。由此一个 此前并不存在的，新的生活环境就被展现在了他的眼前。 在这个意义上讲，犯罪产生的过程，就是一个（作为社会的）我 们（对特定有过失行为者实施的）烙印（tagging），定义(defining)， 识别(identifying)，隔离(segregating)，描述(describing)，强调 (emphasizing)，以及纳入意识与自我意识(making conscious and self-conscious)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却又会将那些我们所谴责的 行为特性加以刺激，促成，强调和鼓动。如果关于人对环境的反应的 理论本身具有任何指导意义的话，我们的社会当前对不良青少年的这 个处理程序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正是通过这个处理程序，我们向行 为人以及他的环境宣示，他是一个行为不端者（从而进一步固化了其 不端行为）。 当我们将某人描述为某种性状，他就会真的变成符合该描述的 人。至于这种描述或定性是来自惩罚的意图还是矫治的意图都没有什 么两样。因为这里关注的焦点都是那些不被社会所认可的行为本身。 不管你是父母还是警察，是老大哥还是法官，是假释官还是少管所教 员，只要将注意力聚焦于你所要谴责的行为，事情就脱离了其正确的 轨道，因为对这种恶性的谴责的热情本身就会导致我们错失这种谴责 的最终目的。我们越是努力地（通过谴责）来纠正这种恶性，这种恶 性就越是在其眼皮底下愈演愈烈。对此 （某人是个坏小孩）的不断申 明，不管其初衷如何的善意，总是会令情况恶化。因为这种反复申明 最终将诱发他意图遏止的那种不当行为。要走出这一怪圈的办法就是 拒绝对邪恶的戏剧化冲动。（当儿童出现过失行为时），对此说的越少 越好。实在不行，哪怕顾左右而言他也好。 一个酗酒者如果老是对自己说“不要喝酒”，其实是在不断调动 自己饮酒的冲动，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重新饮酒。要想戒酒成功，他 必须找到其他的正面兴趣或活动项目。这些兴趣或活动项目可以阻遏 饮酒的冲动，最终达致成功戒酒的目的。 所以说，对邪恶的戏剧化努力往往会使那些始于无心之失的错误 进一步恶化。对儿童的孤立迫使他们和其他被同样定义为（坏小孩） 的儿童为伍，由此发展为一个可以为他提供逃避现实及安全感的小团 体—青少年帮派。帮派生活会形成其自成一体的行为准则，而社会对 这些行为准则的攻讦只不过进一步强调了已经存在的那种将邪恶戏 剧化的意识冲突，由此引发不良青少年一系列新的（被谴责和孤立的） 生活经历，最终直接将其推上犯罪的道路。 所以当我们面对不良青少年或者犯罪者时，最重要的是记住我们 面对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会对他身边人群对他的要求，刺激， 认可和期待作出与常人一般的反应。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面对的不只 是他一个人，还包括他身边的一群人。 《原发越轨与继发越轨》 （Primary and Secondary Deviation,原作者 Edwin Lemert。节 选自 1951 年出版的专著《社会病理学：一个关于反社会行为理论的 系统化研究 Social Pathology: 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the Theory of Sociopathic Behavior》） 目前关于人类行为的病态表现的特定症状的理论数量大到令人 汗颜，但多数都无法上升到（对不当行为的）通说理论的高度。对于 特定的病态行为，比如酗酒，犯罪，或口吃，几乎一百个学者就能有 一百个理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病态行为的起源的过度关注， 以及对源起和缘由这两个不同概念的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