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的中国历代艺术品供参习.doc

在日本的中国历代艺术品：现状、掏宝、回流　　中国历代艺术品，范围非常广泛，我们一般的说，它主要包括书画、青铜器、瓷杂等等，细分的话很多，特别是瓷杂类，有很多专项，比如瓷器、玉器、家具、文房珍玩、等等，相互多少有些交叉，很难有精确的一个标准。我们看个大拍卖公司的图录，就知道各家有各家的说法，主要还是考虑到收藏的问题，比如今年瀚海有一个专场，叫“犀角”专场，这是一个非常具体化了的杂项，一般列为文房珍玩类。这样细分的话，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成了海阔天空了，没完没了。　　考虑到这个原因，我今天在这里要向大家汇报的，主要是我所知道的一些在日本的中国历代艺术品的收藏情况。由于内容太多、太杂，今天　　特别做了点限定，就是以中国古代书画艺术为中心。　　在日本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大致上有四大类：官方（博物馆及官方机构）、团体、寺院、私人。这样，我再限定一下，今天主要是汇报一下日本官方、团体、寺院和有过公布了的私人收藏。（没有公布的私人收藏，涉及到个人隐私，我就不便多说了）　　先介绍一下日本的基本收藏情况。 hr class=enorth_new_page　　概况　　中国流传日本的历代艺术品，从时间上分，我个人认为，可以按照1900年作为前后两个时间段，前者我们归之为“古代流出的中国艺术品”，后者我们称之为“近现代流出的中国艺术品”。为什么这样分时间段呢，主要是涉及到圆明园第二次遭劫和清朝灭亡后，中国艺术品（特别是清宫贵重艺术品）的大量外流的问题。　　1900年前，清宫珍贵艺术品基本上没有流亡日本的，应该说，流往日本的中国历代艺术品，基本上都是中国文化传承的结果。我们知道，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古以来，日本人就把中国的文化当作自己文化的根本、源泉，从中吸取，在反复的学习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文化体系。纵观历史，可以看到，从东汉时期颁给日本委奴国王这方《汉委奴国王》蛇钮金印开始，已经有大约两千钱的历史，特别是遣隋使、遣唐使，宋代开始的禅宗佛教东传，明以后的丝绸贸易等等，都对日本政治、文化、法律、经济、生活产生过巨大影响。从文字、书法、绘画乃至吃穿住行等等所有的领域，至今我们都能看得到中国文化的影子。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可以说，日本是“大中华文化圈”历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两千年的传承过程中，有多少中国的优秀艺术品流传到日本？谁能统计得出来？数量之多，是可以想象的。　　1900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正常的传承还在延续，非正常的东流也在不断发生。我们已经无法确定哪些艺术品时圆明园被掠夺走的，但各种途径大批量的艺术珍品，特别是清宫珍贵艺术品流往日本则是事实。毕竟我们现在在部分美术馆还能看得到那些钤有乾隆皇上《石渠宝笈》五玺、九玺印章的书画名品。再加上，大谷探险队于1902年到1914年之间三次到新疆、敦煌一代探宝，盗走、买走大量的西域、敦煌经卷文物。　　清朝灭亡以后，溥仪从宫中以赏赐给弟弟溥杰、溥佳等等名义，将大量的宫中历代法书名画一千多件以及各种珍宝，携出宫外。一部分，于1925年抵押给了中国盐业银行，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记述，但所说应该不是全部。这批抵押品共有数千件，后来在北京拍卖，于是这批珍宝流向民间，进而流向海外，其中主要的去向，就是日本。一部分，被长期设立于北京的日本古董商“山中商会”买去，卖到了日本。还有茧山龙泉堂的创始人茧山松太郎（1882-1935，1905年到北京开古董店，专门收集中国瓷器杂项古玩）、博文堂第二代主人原田悟郎（本来是书店经营，后来参与到美术品的买卖）、壶中居的广田松繁不孤斋（藏品500余件捐给了东京国立博物馆）、横河民辅(其收藏品捐赠给东京国立博物馆)、安宅英一(其收藏品捐给大阪 东洋陶瓷博物馆)、出光佐三(以其收藏品为主成立出光美术馆)、根津嘉一郎(创立根津美术馆)、岩崎小弥太(创立静嘉堂文库)、细川立(创立永青文库)、 松冈清次郎(创立松冈美术馆)、须磨弥吉郎(其大部分收藏品捐赠给京都国立美术馆)、藤井善助(藤井有邻馆)、住友吉左卫门(创立泉屋博古馆)、中村不折（创立书道博物馆）、山本悌二郎（所藏现设立为“澄怀堂美术馆”）、阿部房次郎（捐给大阪市立美术馆）、上野理一有竹斋（捐给了京都国立博物馆）、河井荃庐（帮三井听冰阁收集历代碑版法帖）等等，都是近现代中国古代艺术品的收藏大家。他们有的是到中国收集，有的则是在日本收集。1900年以后的百年间流往日本的中国珍贵艺术品，其数量也许不能和两千年的传承相比，而质量恐怕另有一比。因为，清宫艺术珍品，是中国史上的艺术品大集合，是最顶级的文物，他们的流出，与民间交流性质大不相同。hr class=enorth_new_page　　前面说到的，1900年之前传往日人的中国历代艺术品，除了个别情况，如《汉委奴国王》印章之类的国家间交往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