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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 ——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 一 引 言 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一向弥漫着一层反智的气氛；我们如果用“自 古已然，于今为烈”这句成语来形容它，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但是首 先我们要说明什么叫做 “反智”。 “反智论”是译自英文的anti-intellectualism，也可以译做 “反智识主义”。 “反智论”并非一种学说、一套理论，而是一种态 度；这种态度在文化的各方面都有痕迹可寻，并不限于政治的领域。 中国虽然没有 “反智论”这个名词，但 “反智”的现象则一直是存在 的。因为这个现象可以说普遍地存在于一切文化之中，中国自然不是 例外。研究这一现象的学者都感到不易给 “反智论”下一个清晰的定 义，不过一般地说， “反智论”可以分为两个互相关涉的部分：一是 对 “智性”(intellect)本身的憎恨和怀疑，认为 “智性”及由 “智 性”而来的知识学问对人生皆有害而无益。抱着这种态度的人我们可 以叫他做“反智性论者”(anti-intellectualist)。但是在西方，“反 智性论者”和 “反理性论者”(anti-rationalist)一方面颇相牵缠， 而另一方面又有分别。神学史和哲学史上颇不乏反理性(reason)之 士，此在西方即所谓徒恃理性不足以认识 “上帝”或 “真理”；而在 佛家，即所谓恃分别智不能证真如。所以一般地说，反理性论者只是 对 “理性”的使用际限有所保留，并非完全抛弃 “理性”。 “智性” 1 在通常的用法中则含义较 “理性”为广，并可以包括 “理性”；反理 性论者之不必然为反智性论者，其道理是显而易见的。至于这两者之 间容易牵混不分，则是因为反智论者往往援引反理性者的思想学说以 自重。例如尼采、柏格森、詹姆士(WilliamJames)诸人的反理性论， 便常成为政治和社会上反智运动的思想武器。 反智论的另一方面则是对代表 “智性”的知识分子 (intellectuals)表现一种轻鄙以至敌视。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 我们称他们作“反知识分子”(anti-intellectuals)。必须指出，“反 知识分子”和 “反智性论者”之间的区别主要只存在于概念上，而在 实践中这两者则有时难以分辨。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一区别，是因为社 会上一般 “反知识分子”常常以知识分子为攻击的对象，而不必然要 直接触及“智性”的本身，虽则对知识分子的攻击多少也含蕴着对“智 性”的否定。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将尽量用 “反智论者”一词来兼 指 “反智性论者”和 “反知识分子”两者，非十分必要时不再进一步 加以区别，以免引起理解上的混乱。 中国政治上的反智传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现象，我在本篇中 只能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详论且俟将来。首先 必须说明，本文虽以讨论反智论为主旨，但我并不认为中国的政治传 统是以反智为其最主要的特色。相反地，至少从表面上看，中国的传 统政治，在和其他文化相形之下，还可以说是比较尊重智性的。自汉 武帝以来，尤其是隋、唐科举制度建立之后，政治上用人遵守一定的 知识标准。明、清以八股文取士最受现代人攻击。然而撇开考试的内 2 容不谈，根据学者统计，明初百余年间进士之来自平民家庭(即三代 无功名)者高达百分之六十。这样一种长时期吸收知识分子的政治传 统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但是判断一个政治传统和智性的关系，不能仅从形式方面着眼， 也不能单纯地以统计数字为根据。最重要的还得看智性对于政治权力 是否发生影响?以及如果发生影响的话，又是什么样的影响?贾谊虽曾 受到汉文帝的特别赏识，但是如果真如李义山所说的，“可怜夜半虚 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则这种赏识并不足以说明汉文帝的政治具 有智性的成分。所以我不想根据历史上知识分子有考试入仕这一途 径，而对中国政治传统中的智性成分加以渲染。 政治上的反智传统不能孤立地去了解，一般地说，它是由整个文 化系统中各方面的反智因素凝聚而成的。本篇之所以选择政治思想为 讨论的基点，并不表示我认为思想是中国反智政治的最后来源，而是 因为政治思想一方面反映当时的政治现实，而另一方面又影响后来实 际政治的发展。中国先秦时代的政治思想虽然多彩多姿，但主要流派 只有儒、墨、道、法四家。而四家之中，墨学在秦以后几乎毫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