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政策科学的“二次革命”论文.doc

　　浅论政策科学的“二次革命”论文 政策科学的“二次革命”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政策科学的“二次革命”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实证主义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 doi：10.3782/j.issn.1006-0863.2014.02.1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政策制定中多元利益共赢的理论和策略研究”（编号 　　：何鉴孜，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博士生；李亚，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教授 北京 100081 　　[摘 要]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之争是政策分析领域的一个前沿理由。本文认为，传统的实证主义政策分析强调研究的定量化与专业性，带来了政策科学的“第一次革命”。而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后实证主义政策分析针对实证主义策略的弊端，倡导民主，重视社会情境与价值分析，引发了政策科学的“二次革命”。文章首先从策略论、政策协商和分析工具三方面介绍了后实证主义政策分析的主要理论观点，根据相关研究侧重点的不同分阶段梳理了该领域三十多年来的历史发展脉络，评价其得失，最后就政策分析框架的重建理由进行探索与展望。 　　[关键词]后实证主义政策分析；公共参与；协商；阐释性策略；政策分析框架 　　[]A []1006-0863（2014）02-0095-08 　　一、引言 　　技术性与社会性如同政策分析这枚硬币的两面：分析者既需要通过专业知识和策略为公共理由的解答提供支持，又必须认识到政策本身是社会互动过程的产物，不能期待纯粹以技术手段一劳永逸地改善政治生活。在笔者看来，政策学者对于技术性的执着和对于社会性的重新强调分别对应了学科发展历程中的两次革命。 　　政策科学的“初次革命”发端于二战后的美国：冷战形势的需要以及战争中系统分析、运筹学的大显身手催生了一批智库机构，也推动了政策科学的发展。[1]科学家与工程技术人员的捷足先登确立了逻辑实证主义策略在该领域的正统地位。在此期间，专家备受推崇。政策分析者普遍强调研究的客观性，承认“价值-事实”二分法，有意剥离主观因素和复杂的社会情境，专注于对经验现象与客观规律的把握，努力以严密的科学分析来追求政策方案的有效，政策分析遂成为一项科学家的事业。 　　实证主义盛极一时的格局在上世纪70年代末被打破。[2]伴随着对传统政策分析剥离社会情境、忽视价值理由、导致“专家暴政”等弊端的批判，一些学者开始反思政策科学的发展方向。公共政策被重新置于政治互动与社会生活的大背景下探讨。解释取向的策略与民主参与的理由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在此期间，Fischer、Hajer、Gott）、“后经验主义”（postempiricism）为标签的理论。[3] [4] [5]他们认为，政策分析是一项沟通的事业，作用、话语、修辞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政策分析策略应当以民主协商（public deliberation）为核心，重视具体情境，注重事实分析与价值分析的有机结合。上述观点引发了政策学界的策略论之争，可以视作该领域的“二次革命”。 　　对于正在上演的“二次革命”，中西方学者都有过一些评述。在西方，Torgerson指出，政策分析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实证主义、批判实证主义以及后实证主义三种不同的面貌。早期的学者或专注于“知识”，或专注于“政治”，而在后实证主义阶段，平衡两者的关系成为新的使命。[6]DeLeon认为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之争表面上反映了定量与定性的策略差异，更深层面上则政策科学的“二次革命”由.zbjy.收集,如需论文可联系我们.揭示出行为主义研究取向与传统政治学取向之间的鸿沟。如何使之结合成为新的课题。[7]三十多年来，后实证主义阵营的学者逐渐形成了一个共同体，先后出版了三本主要的论文集以反映其阶段性成果。作为旗帜性人物的Fischer接连出版了数部专著。不过，上述作品侧重于理论阐述，而疏于对理论发展的系统回顾和总结。 　　在国内，陈庆云与鄞益奋曾指出，政策科学近期的发展可归纳为“政策分析与政治的公共政策、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之争论”，并强调了利益分析对政策研究的重要性。[8]周超较早介绍了政策科学从实证主义到后实证主义范式转向。[9]一些学者聚焦于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等子领域，对相关的后实证主义前沿理论也做了有益的梳理。[10] [11]吴勇锋等在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之争的背景下，提出技术理性与政治理性结合的政策分析经纬图。[12]此外，李亚基于国内政策制定情境所提出了利益博弈政策实验策略[13] [14]，这实际上是一种系统性与可操作性较强的后实证主义政策分析策略。 　　上述研究加深了国内对后实证主义政策分析的认识，然而，对于后实证主义政策分析的理论成果、发展脉络以及必威体育精装版动态尚缺乏全面的综述。为此，本文系统梳理该领域三十余年来的重要文献，归纳相关研究的主要论点，勾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