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自我”与“他者”： 文化政治与儒学复兴.doc

　　浅谈“自我”与“他者”： 文化政治与儒学复兴 “自我”与“他者”： 文化政治与儒学复兴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自我”与“他者”： 文化政治与儒学复兴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政治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 摘要：近几十年的儒家文化复兴，有民族国家国际关系中的文化政治因素。对文化政治中的“他者”的“拒斥”或“消解”，构成了当前儒家文化复兴的不同路径。在文化政治背景下，各民族国家之间更应当谨持有限理性对文化无意识进行反思。 　　关键词：文化政治；儒学复兴；有限理性 　　1001-862X（2013）02-0084-006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十几年，儒家文化在理论界的复兴（1）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从大型儒家文献“儒藏”的整理到各种儒学出版物的发行，从国家形态上的中国孔子基金会的成立到各种民间儒学（儒教）社团的活跃，从各高校的儒学院成立及儒学专门人才的培养到民间的各种尊孔读经运动，无不表明儒学在理论界的复兴已经成为实事。对儒学复兴的时代语境、儒学复兴的具体路径理由的探讨也已成为理论界一个无法回避的理由。当代儒家文化复兴有着怎样的时代语境？儒家文化复兴在这种语境之下又有着怎样的发展路径？ 　　一、“自我”与“他者”：世界历史语境下的 　　文化政治及儒学复兴 　　对儒学的复兴理由，诸多学者已经从不同的侧面展开了研究。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崛起会导致民族自信心和民族文化认同的加剧，如龚鹏程认为儒学的复兴与经济复兴上的“中国崛起”的文化身份认同有着密切的联系。[1]有的学者认为，上个世纪末期政治意识形态的退守使得各种理论得以发展，且儒学内部的某些价值亦为执政者提供了对现实的解释力，如高瑞泉认为“文革结束以后，教条化的意识形态步步退守，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新秩序以后，重建意识形态成为了许多政治势力关注的理由。儒学的某些价值再次被发现”[2]。还有学者从现代性的角度对西方现代性所带来的各种理由和弊端进行反思，以此提出儒学复兴的必要性，如汤一介认为西方现代化中的主客对立的二元观使得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处于一种对抗的状态，造成了自我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相互之间的不和谐。[3] 　　对于儒学复兴的语境的探究基本在中国现代化的视阈之下，学者们致力于现代化中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以及现代化所导致的各种理由的研究。这种将儒学复兴置于现代化背景下的打量方式，符合现实的语境。但是，现代化同时是民族的现代化，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国家间的民族现代化。 　　那么，民族国家及民族国家间的相互关系与儒学复兴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在前现代，儒学的发展极少遭遇来自其他国家的影响，而近现代在民族国家纷纷建立的背景下，近现代儒学的发展始终面对着一个外在“他者”。在早期，这一“他者”的形象始终是以政治、军事及相关因素表现出来的，如政治联盟、军事斗争等；近一个世纪以来，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和中国经济、政治的发展，“他者”“自我”与“他者”： 文化政治与儒学复兴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提供, .的形象由显明转而为隐晦。具体到文化领域，这一隐晦的“他者”就形成了文化政治。 　　所谓文化政治，是指力图塑造一种同质文化这一群体公共作用系统，以谋求民族国家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文化与政治相结合的政治。这一术语曾在不同学者的不同著作中以不同的表达方式被提及，如赵汀阳曾在《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中提出了“文化政治化”。 　　文化政治作为诉诸文化因素以寻求政治利益的文化与政治相结合的政治，其产生有着文化和政治本身的理由和外在的现实理由。 　　第一，文化政治形成的基础，在于各民族文化本身的想象和塑造的一个与“自我”相对立的“他者”形象。 　　文化作为基于生活方式而形成的一套心理、行为的群体公共作用系统，天然赋予了某一群体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知模式和价值系统，它与异质文化之间相互区别，存在于某一文化系统中的存在者由于文化的影响天然具有一种“自我”和“他者”意识。 　　在西方，古希腊人将外族人称为“barbarian”。这一称谓在早期并无价值判断，但是在公元前五世纪时，该词逐步具有了“野蛮的”和“没有教养的”含义。这种对于外族“他者”的称呼证成了古希腊人在文化上的“自我”与“他者”的分离，并确认了“自我”的优越感。进入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时代后，“自我”与“他者”的界定又因宗教文化分化为正统的基督徒和异教徒。而与“自我”相对应的“他者”如伊斯兰世界则被异化为“邪恶、丑陋和令人恐怖的他者”。[4]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率先进入现代化，他们构建了一个“他者”的东方世界。李慎之在评论《文化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时就将亨廷顿称为“西方中心主义的遗老”[5]。 　　文化上的天然“自我”与“他者”的区分也表现在中国文化中。虽然《说文解字》中并无“他”字，但段玉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