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新辞书规划的实施与语言文字工作的跟进.doc

　　浅谈新辞书规划的实施与语言文字工作的跟进 新辞书规划的实施与语言文字工作的跟进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新辞书规划的实施与语言文字工作的跟进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辞书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 [摘 要] 当前语言文字工作要从管理向资源建设与服务转型，要高度关注辞书资源的建设，并紧密与即将开展的第三次辞书规划结合。文中介绍了西方以词典资源建设为中心的辞书规划建设的五点经验，提出我国目前语言文字管理与辞书规划结合的四项措施。 　　[关键词] 语言文字工作 辞书规划 辞书资源 　　[] A [] 1009-5853 （2013） 05-0047-07 　　我国辞书的大发展得益于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进行的两次辞书规划，出台了刺激辞书产业发展的辞书政策。这使汉语辞书的发展呈现蓬勃之势，也真正形成了规模化的辞书产业。新合并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日前下发通知，决定组织编制《2013—2025年国家辞书编纂出版规划》，这被称为第三次辞书规划，它将在辞书编纂出版现代化和X络时代，对辞书未来的发展进行新的布局。 　　辞书的内容是语言文字，语言文字管理的重要工具之一是辞书，二者互相支撑，互相发明。当前的语言文字管理工作面对很多理由，要解决这些理由，我们提出一个倡议：将语言文字管理工作与新的辞书规划相配合，并从中获得强有力的支持，从而实现自己的转型。 　　1 语言文字管理工作在新时期的转向需要依靠辞书 　　X络时代是一个解构权威的时代，传统的以专家权威、法规规定为核心的语言文字管理工作逐渐出现一些“不适症”，社会语文生活也出现一定的混乱。例如近几年，比较大的争议就有“恢复繁体字”、国家语委发布171条新词语、《通用规范汉字表》（征求意见稿）中所谓44个“整容字”、《现代汉语词典》收录字母词、国家语委相关文件规范字母词等，如果说这些争议还停留在民众日常语言文字使用范围之内，那么2012年媒体发生的因方言播音而产生的所谓的“脱粤入普”“脱沪入普”之争，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地域文化认同。 　　国家相关部门主要依靠语言文字规范管理社会语言生活。法规性的语言文字规范与复杂的社会语文生活之间不存在直接对接性，前者要求统一性，后者要求尊重变异性，规范不能自上而下强制推行，否则易在社会上引起不满与反弹。当前语言文字规范推广与社会语言生活之间的切变突兀，缺少过渡环节。未来工作的方向在二者之间必须有过渡，既能体现学理依据，又能充分反映社会需求，在专家权威和普罗大众之间架起桥梁，使刚性规范平滑过渡到丰富多彩的社会语言生活中，起到应有的规范和引导作用。能承担这一重任的最佳选择被称为“语言文字准规范”的“辞书”。 　　“规范—辞书—社会应用”构成一个连续体系：国家规范是刚性，是语言政策规划的结果，体现的是规定主义；辞书是软性补充性准规范，体现专家意识，有描写事实和学理阐释的特点，是国家规范的最重要补充。这一由刚到柔，由统一到变异，由规范到引导的一体化模型，极大地弱化了规范的刚性与社会语文应用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 　　要打造好这一连续体系，做好“辞书”这个过渡，传统的语言文字管理工作必须实现转型。但方向在哪里呢？ 　　近些年相关部门也充分认识到语言文字管理工作转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例如：针对当前语言文字规范工作的X络化传播、全民性参与特点，国家y语言文字委员会采取很多与时共进的措施，逐渐使规范工作由从专家行为过渡到“专家+民意”的模式；重视语言生活现实的描写，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建立了十多个研究中心，对语言文字应用的热点领域进行监控，动态捕捉和描写语言事实的实时变化，并每年发布《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绿皮书，为语言文字规范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数据。这些工作说明相关部门已经关注到语言管理工作的资源意识以及服务意识，但还缺少一个明确而集中的载体来统筹。 　　语言文字管理工作是语言规划理论的具体应用。根据周庆生先生[1]的介绍，“语言规划”这个术语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美国语言学家豪根（Haugen， E.）引入学术界的。该术语是指为了转变某一语言社区的语言行为，而从事的所有有意识的尝试活动，“从提出一个新术语到推行一种新语言”[2]都可以纳入语言规划之中。卢兹（Rz）提出了影响语言规划的三种取向： 语言作为理由（language as problem），语言作为权利（language as right），语言作为资源（language as resource）[3]。所以，当前的语言文字工作应该由纯管理转向本体规范、社会语言文字应用引导、语言服务“三位一体”的工作模式，其中服务是核心。服务功能主要体现在向社会和民众提供丰富的语言资源——以辞书为载体的语言资源建设应该成为当前语言文字工作转向之一，这就与马上要进行的第三次辞书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