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天人关系与政权合法性的论述.doc

　　研究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天人关系与政权合法性的论述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天人关系与政权合法性的论述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天人关系与政权合法性的论述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董仲舒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之总纲后,在两汉时期对之批判之声就未曾平息过。由司马迁始,途经郑兴、尹敏、桓谭、扬雄,再由王充、王符、仲长统继其流,各位思想家都从不同的角度,围绕“天人之际”之如何处理遵循客观自然法则(天道)与发挥主观能动力量(人道)的关系,以及两者各自在“天人关系”中位置定位的核心理由,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司马迁以其丰富的历史 内容提要 “究天人之际”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备受关注的中心话题之一,王符针对东汉后期政经情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思想为批判对象,提出了自己的天人新义。由于对天人关系理解的不同,王符和董仲舒对于政权合法性理由的回答也就有了本质的差别,和董仲舒的天命论式政权合法性的提法不同,王符提出了民心论式政权合法性的主张。同时,围绕天人关系以及政权合法性等理由的讨论,王符治道思想在其他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了异端平民色彩的倾向。 　　关键词 天人新义 政权合法性 王符 董仲舒 治道 　　〔〕A 〔〕0447-662X(2010)01-0061-08 　　 　　一、究天人之际 　　 　　“究天人之际”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备受关注的中心话题之一,从先秦至两汉,历代先贤前哲总是借“天道”谈“人道”,由“天命”讲“人事”,并力求天道宇宙法则与人道治世规范的统一,特别是在汉代,“天人之际”的致思,已成为各位思想家深思有关治道根据理由时的终极追问。在追问中,如何处理遵循客观自然法则(天道)与发挥主观能动力量(人道)的关系,以及两者各自在“天人关系”中位置的定位,成为他们回避不开的要害理由。董仲舒以公羊学议论具体政事,并由此推导出具有普遍规律性的治道规范理则,从而构筑出以阴阳五行与王道政治相互感应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在此天人感应的体系中,客观自然法则与有主宰性、意志性的天相融合,前者是后者的“天志”展现,并以后者为基础。所谓“客观自然”,实已披上神学外衣。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董仲舒亦曾崇尚宣扬之,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汉书#8226;董仲舒传》)、“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人,下长万物,上参天地”(《春秋繁露#8226;天地阴阳》)、“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春秋繁露#8226;立元神》),即是说,人在天地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所谓“天人感应”,亦指人能以自己的行动影响天,即“人功”影响“天志”,董仲舒也非常重视君王行政力量的能动性,他曾谓:“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春秋繁露#8226;王道通三》)“天”给予事物发展的预示或可能性,而君王则将其成为现实性,其“贯而参通”天地的能力,确能以其“人事”影响“天意”,与“天地参”。可以说,在人的主观能动力量方面,董仲舒的确用儒家仁义学说和积极作为的观念转变了阴阳家使人处于过分拘谨服从的被动状况。(注: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60页。) 　　行文至此,我们似乎看不出董仲舒在人道理由上有何贬议之处,但我们别忘了,董仲舒作为社会秩序、人性伦理互同于天的论证者,也是非常鲜明地将人的主观能动力量囿于具有“百神之大君”特性的“天”的制约范围之内的,天与人并不处于同一地位上,在天人相类、天人相副的指示下,人的生理、心理、价值观念乃至人们赖以生活的社会秩序,都成为“天之副”,“天”已成为人心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共同保护者,同时,“天”亦是人的主观活动力量的最后界限,君主亦不例外,君王“治国平天下”之活动,全是在秉承天意。当董仲舒高呼:“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8226;为人者天》)、“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8226;基义》)、“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春秋繁露#8226;玉杯》)时,我们感到他的“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8226;阴阳义》)的天人合一理论,已有了天人合一于有意志之天的倾向,人道最终被天道消弥。 　　自从董仲舒的神学天人感应论成为官方正统思想,且由《白虎通义》扬其绪,将其思想法典化从而作为君王治道之总纲后,在两汉时期对之批判之声就未曾平息过。由司马迁始,途经郑兴、尹敏、桓谭、扬雄,再由王充、王符、仲长统继其流,各位思想家都从不同的角度,围绕“天人之际”之如何处理遵循客观自然法则(天道)与发挥主观能动力量(人道)的关系,以及两者各自在“天人关系”中位置定位的核心理由,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司马迁以其丰富的历史、天文学知识为背景,本着“究天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