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医改“小岗村”：济医附院的限价实践.doc

　　研讨医改“小岗村”：济医附院的限价实践 医改“小岗村”：济医附院的限价实践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医改“小岗村”：济医附院的限价实践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医院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 在济医附院的档案室里，至今仍保存着2004年决定试行“单病种限价”时的医院文件。“首页和后面附的空白纸上，密密麻麻地签满了名字，医院的全体人员都签了字，共担责任和风险。”济宁市外宣办主任王鸿鹏描述着他的亲眼所见，忍不住感慨，“多像当年的小岗村！” 　　困局 　　那个扛着一袋子花生来看病的沂蒙老汉，始终让武广华心里百味杂陈。老人背着这袋花生，一路打听着找到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简称“济医附院”），在院长办公室里放下，蹲在地上就开始哭诉：“俺就这袋子花生，值多少钱就看多少钱的病，行不？再不给看，俺就成瞎子了。”这是2003年的秋天，武广华担任院长的第十个年头。 　　老人住在沂蒙山区的偏僻小村，如果不是济医附院当年夏天的下乡义诊，他甚至都不知道困扰自己的眼病是白内障，需要做手术。医生们义诊完走了，他就开始盘算手术费，唯一的指望是山坡上的一片花生地，可是一场大旱下来，秋后的地里只能刨出来一袋子瘪花生。他所在的村子，出过五位淮海战役的支前模范，他的父亲就是其一，当年用独轮车推着300多斤粮食走了一夜。作为历史的见证，那辆独轮车后来被收走，据说放到了徐州的一个纪念馆里。而他的父亲依旧留在村里，患了眼疾，双目失明直到去世。现在，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同样的失明也会落到他的身上。 武广华立刻安排眼科中心把老人接过去，安排治疗。老人的每一句哭诉，都戳着他的心。“那时候，我们的医生经常会遇到这样看病的老百姓，医院里总不能收花生收麦子吧，我们真的是既同情，又无奈。他的白内障是需要手术治疗的，我们总不能真的就给他治一半吧？”武广华曾经很坦诚地跟王鸿鹏回忆过他的感受，“这样的事情，有时候对医务人员的教育和震动是很大的，做医生最基本的是要有爱心，但是，医院毕竟不是福利院，老是无偿地给人看病，医院不就垮掉了吗？医院垮了，有钱的也没处治病了，那将是一种罪过。” 　　武广华是经历过贫穷的人。他出生在大运河畔的安居镇，是六兄妹中的老大，父亲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很早就失去了劳动能力。当时听说只有上海才能做心脏手术，而且成功率很低。家人反复商议还是作罢，一是那时候没有到上海的直达火车，需要在南京倒车，怕父亲的身体撑不住；二是凑不够钱。武广华少年时的记忆，就是经常用板车拉着父亲走30多里路，到济宁人民医院去看病，弟弟、妹妹系根绳子在一旁帮他拉，或者双手抓着车帮他推。每次过梁济运河要爬坡，父亲都不忍心看孩子们的辛苦，总是自己下车慢慢走上去。“那个年代，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求人多，家里穷得连肚子都填不饱，哪有钱给父亲看病？每次给父亲看病总是向亲戚邻居借钱。”家里几乎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有一年过年家里连一锅馍馍都蒸不起”。实在拿不出钱的时候，母亲就装上半袋子粮食放在板车上，武广华要拉着父亲先到市场上把粮食卖了，再去医院看病。后来，父亲病重需要住院治疗，钱用光了，也一时再筹不到钱，就只好忍着病痛出院，去世时年仅36岁，那时候的武广华14岁。 　　转眼几十年过去，医疗卫生的科技和水平都在突飞猛进，可是为什么像他父亲那样的故事，却一再地翻版？这才是沂蒙老汉对武广华内心最深的刺激。作为医生，救死扶伤、治病救人是他的天职。作为院长，他经常需要考虑的理由，却是如何“处理好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与合理收费正常运转的关系”。义务与责任，存活与发展，自从医疗机构被推向市场之后，这几乎是每一家医院必须面对的两难困境。 　　破题 　　武广华很明白，“仅仅靠一次、两次的爱心和慈善行为，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社会理由”。他从一份内部资料上看到的卫生部的调查数据，完全能印证这个判断——我国居民平均每次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从1998到2003年分别上涨了57.5%和76.1%，远高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城镇约有48.8%的居民有病不就医，29.6%的患者应该住院而不住院。2003与2000年相比，卫生部门管理的医院平均诊疗人数下降了4.7%，但医院的平均收入却增长了69.9%。 　　一边是看病难和看病贵，而另一边却是不少医院在经营上陷入盲目逐利的误区。武广华回忆当时的情景：“每到年中、年底，院长们聚集到一起就是相互攀比和炫耀，你‘做’了1000万元，我赚了一个亿。只比经济效益，不讲社会效益。在一些医院从上到下，不仅是院长，从科室到个人，都被这样的‘业绩观’渗透着，在‘计件制’的分配制度下，‘业绩’直接关系着医务人员的收入。”在医疗机构组织的一次“改革与发展论坛”上，武广华曾经直言不讳：“中国医院的基本状况是，公立医院负担沉重，中小医院举步维艰，拜金主义在医院盛行，盲目崇洋和医疗腐败已经严重制约中国医学的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