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中国金融業改革对双重信贷配给影响的实证检验.doc

　　探讨中国金融業改革对双重信贷配给影响的实证检验 中国金融業改革对双重信贷配给影响的实证检验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中国金融業改革对双重信贷配给影响的实证检验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配给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 摘要：双重信贷配给，指我国信贷市场对国有企業的信贷偏向(非均衡信贷配给，McKinnon，1973)和基于信息不对称理由造成的信贷配给(均衡信贷配给，Stigutz和cKinnon提出的金融抑制现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其经济的“二元性”而选择“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战略，否则经济只能是长期处在低水平“陷阱”之中。在此种发展战略下，政府希望通过金融抑制来强化对金融资源的制约，以期扶持一批“享有特权”的企業部门。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赶超战略和重工業化政策下，政府对金融市场进行直接或者间接的干预，对国家试图扶植的投资项目采取优惠利率等措施，对其他的项目或者直接拒绝其贷款申请，或者在贷款数额和利率上施以苛刻的要求。所以，金融抑制本质上是政府高度管制金融市场，利率被政府规定低于市场均衡的水平，导致市场存在对贷款的过度需求，因而对信贷资源采取配给的办法以保证政府的目标集团的金融资源。实际上这是信贷的行政性配给(廖肇辉，2005)。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吴军和白云霞(2009)研究认为，国有企業的预算约束有了明显硬化，朱秀丽(2009)则认为，民营上市公司“信贷歧视”的减弱是金融業腐败抽租和民营企業交纳租金的博弈结果，而方军雄(2010)认为金融市场上的“金融歧视”更可能是企業自主决策的结果。 　　但是，上述文献存在一些共同的理由，所有研究都是局限于信贷配给的某一方向，没有考虑均衡性信贷配给和非均衡性信贷配给此消彼长的过程。而且。我国银行業在2003年以后经历了一场较大的变革，对此的影响是否有变化?本文将对此做出延伸，使用2001-2009年间的数据，分析国有商業银行改革作为外生的制度变革对政府干预型信贷配给的影响，为深入探讨这一理由提供更有力的经验证据。 　　三、制度背景和研究假设 　　虽然我国的证券市场正在逐步走向完善。但银行贷款仍是上市公司的主要融资渠道，而银行坏账的日益积累引发了市场对我国商業银行资产质量和信贷政策的质疑。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逐渐硬化了对银行的预算软约束，于1999年和2004、2005年对国有商業银行的不良贷款进行了两次大规模剥离后，对银行资产质量的标准提出了要求，要求银行在发放贷款的时候采取相对审慎的原则防范风险，并且出台了一系列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抑制信贷扩张。 　　1998年3月，中国放开贴现和转贴现利率，同年。随着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建立，债券回购市场利率也同时实现自由化。自1996年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正式启动以来，1998年、1999年人民银行连续三次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幅度。1998年10月31日，中央银行扩大了对中小企業贷款的浮动幅度。商業银行对中小企業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由20％扩大到30％，同年又对外币存款实行浮动利率。中国人民银行在2003年2月发布的《2002年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公布了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思路：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2003年12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2004年1月1日起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2004年1月1日，人民银行再次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不再根据企業所有制性质、规模大小分别制定。2006年10月28日人民银行上调基准贷款利率的同时取消了除城乡信用社之外的贷款利率上限，即使是城乡信用社，调整以后也可以在5.04％到12.83％的较为宽广的区间内自主确定贷款利率。利率市场化优化了金融资源配置，从一定程度上将解决民营企業融资困境。 　　根据以上背景推论，如果金融市场化确实取得了进展，那么在国有商業银行改革之后，均衡信贷歧视的现象可能会增加，由于均衡信贷歧视取决于企業和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因此，可以合理预期，在国有商業银行改革后，如果企業的信息披露质量越高，则获得新增贷款 中国金融業改革对双重信贷配给影响的实证检验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中国金融業改革对双重信贷配给影响的实证检验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配给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　　3、产权性质。　　根据前文的分析，本文引入企業性质衡量非均衡性信贷配给的对象，该变量以Soe表示。在总样本中，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赋值为0，民营控股上市公司赋值为1。　　4、信息透明度。　　本文以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布的信息披露年度考核衡量公司信息透明度，该变量以Vdi表示。信息透明度共分四个等级：不合格、合格、良好和 的量就多。据此，提出本文的假设1： 　　假设1：国有商業银行改革增强了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