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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密党史 一、密县第一党组织的建立及其活动 1925年,戴培源、肖人鹄、胡伦等人先后到郑、荥、密一带宣传进步思想,开展农民运动。同年冬,张伯超、张国权、李乾等人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2月中共郑州地委派共产党员罗思危、霍运甫到密县,在刘堂全神庙宣布成立了党在密县的第一个组织—中共刘堂小组,组长张伯超。自此,无论形势多么严峻,敌人多么残暴,中国共产党在古密大地上牢牢地扎下了根,与人民群众结下了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 党组织一成立,就加强了对农民协会工作的领导。他们把党的工作中心放在动员农民群众，改造红枪会，壮大农民协会队伍上。同年4月，东北区先后有四五千人的红枪会武装被改组，成为农民协会的中坚力量。他们还以刘堂全神庙为中心，开办农民夜校和农民识字班，经常向广大农民教唱革命歌曲，宣传革命思想。他们唱的《农民协会之歌》，概括了农民协会的宗旨：“农民协会干什么，对于农民好处多。家庭和睦亲邻好，团结起来如山河。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一个一个都要活捉，刮民坏蛋一扫光，大家欢度太平年，你看快活不快活。”通过宣传教育，群众觉悟大大提高，农民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 1926年3月，军阀吴佩孚占领郑州，开始镇压革命。荥阳县知事郑化龙派人逮捕了共产党员罗思危等人。刘堂小组与上级失去了联系。共产党员张伯超、李乾、张国权等人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他们以组织农民协会为掩护，积极为党工作。4月18日，河南省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在开封秘密举行。张伯超等3人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密县农民运动受到与会代表的高度评价。张伯超等到人深受鼓舞，他们回县后立即认真贯彻省农协会议精神，深入开展农民运动。 随着形势的恶化，土豪劣绅、地主恶霸的反革命气焰越来越嚣张。张伯超等地下党员就迅速把斗争矛头指向民愤较大的恶霸劣绅。岳村的土豪劣绅郑罗筐、赵得如反对农民协会，公然搜刮百姓。农民协会就把他们绑起来游斗,并编歌谣进行批叛宣传，通过斗争，打击了反动势力和嚣张气焰，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 二、震惊全国的密县抢粮风暴 1936年，密县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天久不下雨，田地龟裂，夏粮只收二成，秋苗旱死，颗粒未收。而国民党政府的捐税却有增无减，土豪劣绅更是落井下石，乘机勒索。贫苦农民挣扎在饥饿的死亡线上。1937年春，灾情更加 严重，麦子种不上，连春苗都见不到。穷人一丝一毫的希望都有没有，而反动统治者为沽名钓誉，怕损坏所为的“镇容”，竟不顾农民的死活，发布了禁止流亡出境的命令。这样，广大饥民只有坐以待毙一条出路了。春节前后，仅白寨、岳村一带就饿死100多人。真是赤地千里，哀鸿遍野。 地下党员、农会干部尹光明、阎凤万、申大良等人看在眼里，急在心上。1937年春节前夕，他们多次找樊百全商量对策，认为灾情已很难收拾,非政府出面不可。于是，樊百全亲自出面，痛陈饥民的疾苦，要求县政府迅速向上级报灾。鉴于樊百全的威望和地位，国民党密县县政府不得不向省府上报了灾情。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为掩人耳目,装出一副体恤民情的样子，颁布了《富户贷于贫民粮食的暂行规定》，称：“可动员富户低息或无息自愿借于无粮、缺粮农民，以济其急。”条令虽下，可是那些土豪绅不但不但不借于饥民，反而串通一气，相互勾结，囤积居奇，使得农民借贷无路，当卖无门。 春节刚过，阎凤万、申大良和农会骨干王来宾、何池、郑建中等召开会议，决定利用国民党省政府救灾条文，争取县政府出面，迫使地主豪绅借粮。阎凤万、申大良等人的这一意见，得到了樊百全的大力支持，他亲自给国民党河南省党部书记陈泮岭，介绍尹光明前往省党部，抄回《富户贷于贫民粮食的暂行规定》。条例抄回后，尹光明立即组织翻印，分发到全县各农会，向农民广泛宣传。并一次次向国民党县政府，要求执行省政府颁布的《暂行办法》。可是300（旧币）钱一张的呈子投进县大堂，如石沉大海，连一点回音都有没有。结果，对于借粮一事，保甲长们借故推诿，地主豪绅更是高兴：“粮食是我们的，吃不完扔到沟里，也不会借给饿死鬼。”饥民们被逼得忍无可忍，同地主豪绅展开了一场生与死的较量。 1937年2月20日，尹光明、阎凤万、李末、郑建中等到农会骨干在岳村芦沟召开会议，提出了“大年初一没过好年，正月十五要过个肥灯节”的斗争口号。决定：一、立即召开动员大会，发动群众；二、近期开始向地主强行借粮；三、打虎先掰牙，先借有头脸的大户；四、只准借粮，不准动其他财物。23日，尹光明等人在岳村王家沟召开农会积极分子大会，由农会分会长李末做了动员讲话，并强调了行动纪律。接着李末率领王沟、尹村、乔地等一带的饥民，首先向土豪劣绅发难。李末率饥民近千人，浩浩荡荡开往大土豪赵金玉家。赵家有恃无恐，不但不借，反而派人到国民党观音堂区部告状，这更激怒了借粮群众。大家一涌而上，砸开赵家的黑漆大门，抢走粮食3000多斤。对大土豪赵金玉的打击，大灭了土豪的威风，群众的斗争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