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温柔敦厚诗教地位之反思.docVIP

论儒家诗教论在明代诗学中的影响 ——兼论明人观念中的形式理论与诗教论关系 张立敏( （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100029） [摘要]明人对诗歌形式技巧的探索让人产生一个误解，认为明代是一个艺术批评的时代，一个温柔敦厚诗教传统失坠了的时代。通过对明人诗论进行历时性和诗歌流派两个维度的考察获知，在明代，诗教论依然占据诗学批评话语主导地位。明人诗学观念中，形式技巧的探索和传统诗教论并不是一个探讨层面上的话题，而这一点却常常为人所忽略。学科建设中创新性的过度要求无疑在误解的产生过程中起了不良影响。 [关键词] 明代诗学；诗教论；诗歌形式理论 艾伯拉姆斯（M. H Abrams）在《镜与灯》一书中提出艺术四要素，即宇宙、作品、艺术家、观众，刘若愚将之改造为宇宙、作家、作品、读者四要素，用于分析文学艺术过程的四个阶段，即宇宙→作家、作家→作品、作品→读者、读者→宇宙，揭示作家创作文学作品以及文学作品为读者阅读接受从而产生影响的一般过程。传统文论中提倡诗教、重视诗歌教化作用的诗学理论虽则内涵丰富，也涉及诗歌过程其他阶段，但是侧重于第四阶段，认为文学是达到政治、社会、道德、教育目的的手段。这是一种社会道德批评，它的核心是温柔敦厚的诗教论，按照刘若愚的界定属于实用理论。 一般情况下，诗教论作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在文学尤其是诗学领域内的体现，长期控制着封建社会诗学评论话语权，诸如温柔敦厚、美刺讽喻、诗文与时政相通等概念、观念老生常谈般充斥于各种语境。然而在理学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明代，情况似乎有所不同。现象纷呈的明代诗派中，前后七子注重诗歌形式技巧的研讨，诸如法、格、调、句、音等创作阶段（作家→作品）文本因素规律，因而前后七子在学界被称为格调派，公安派呼吁独抒性灵（作家→作品），竟陵派走入幽谯枯寂一途（作家→作品），表面上看他们的创作与理论都与儒家诗教论重视文本→读者的社会道德教化相矛盾。因而研究者看来，明代是一个诗歌艺术批评的时代，明代诗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格调说以及后期为矫格调说之弊而向神韵的转化”；“儒家传统诗论重在诗教，所谓‘兴、观、群、怨’，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些都是一种社会道德批评，它所注意的是诗歌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诗歌教化作用。诗歌艺术批评则不同，它着眼于诗歌艺术本身，探讨其独立的美学结构、艺术价值”。显然，明代诗学批评被构建为一个侧重于艺术形式创新的时代，作为道德批评的儒家诗教论似乎不再拥有往昔的辉煌，大权落榜，偏居一隅，“诗不仅失去了其实际的政教功能，而且从个人功利的角度说，也失去了实际的功利作用”。这个论断涉及如何评价明代儒家诗教的影响，如何考量明代诗歌形式技巧的探索与诗教论关系，进而如何评价有明一代的诗学探索。果真诗教论在明代丧失了话语权吗？让我们先对明代诗论进行历时性和诗歌流派两个维度的考察。 一、历时考察：一个贯穿整个朝代的理论 明初，诗教盛行。道学思想深厚的宋濂（1310~1381）在《六经论》阐发诗教意蕴： 六经皆心学也，心中之理无不具，故六经之言无不该，六经所以笔吾心之理者也。……其人之温柔敦厚，则有得于《诗》之教焉；疏通知远，则有得于《书》之教焉；广慱易良，则有得于《乐》之教焉；洁静精微，则有得于《易》之教焉；恭俭庄敬，则有得于《礼》之教焉；属辞比事，则有得于《春秋》之教焉。然虽有是六者之不同，无非教之以复其本心之正也。 温柔敦厚诗教观念依然被归纳为儒家思想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作为儒家思想发展的心学和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宋濂思想关注点与周秦儒家不同，但是诗教论内核不变，重视教化，重视作品的社会功用，侧重于文本(读者层面。 墓志铭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其中的溢美之词往往是流行思想与主流价值观的反映，儒家诗教论的出现反映了该理论的盛行。宋濂《故朱府君文昌墓志铭》载： 诗之为教，著于《礼经》。温柔敦厚，本诸性情。君子读之，岂惟多识？玩其指归，感善惩逸。我甑生尘，我衣悬鹑。非义之物，弗取诸人。如斯学经，庶可无愧。留连光景，敢曰吾事。彼苍者云，其色可餐。洗心涤虑，是跻是攀。发犹未皤，?然观化。何有外慕，无昼不夜。 阐发温柔敦厚意旨与诗歌功用，反对流连光景之作；用这么大篇幅阐发文学思想在墓志铭中实属罕见。洪武年间瞿佑临安教谕任上，县令王廉谦率诸生宴饮用古诗，不同场合中吟咏不同诗作，岁终歌《鹿鸣》，会友歌《伐木》，劳农歌《南山》，号新居歌《斯干》，送行役歌《无衣》，可见实际生活中诗教的作用。 选编诗歌时，温柔敦厚诗教观念使编者陷入两难的尴尬境地。洪武三年（1370），王行（1331~1395）在《唐律诗选序》中说： 选诗者，非知诗者也。孔子之删诗，取其既足以感发惩创，又足以被夫弦歌者，非以工拙计也。盖工非诗之所必取，而拙非诗之所必弃。工而矜庄，是未免夫刻画；拙而浑朴，是不失其自然也。苟弃其拙而取其工，则是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