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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史书中的诗歌 柯马丁普林斯顿大学 林日波译 在倍受尊崇的古典诗歌总集《诗经》和南方楚歌总集《楚辞》之外寻找中国早期的诗歌，我们习惯借助于中古时代及其后来的几部主要诗歌总集。首先是《文选》和《玉台新咏》，二者的成书时间都可以追溯到六世纪前半叶，其次是郭茂倩编撰的《乐府诗集》，其成书时间可以追溯到十二世纪早期。(这些这些文本有这样的地位，部分是因为它们吸收并合并了一些较早时代的、今早已湮没无闻的诗歌选集，因而，它们成了我们进入中国中古早期诗歌世界的门径。1除了上述总集，还有大量晚于《乐府诗集》的诗歌选集。此外，我们发现在类书中广泛征引了许多诗歌，现存最早的例子可以追溯到七世纪早期。然而，看一看逯钦立编辑的一部最完整的先唐诗歌总集，2我们发现其中相当多的诗是因为被嵌在历史文献的叙事中才得以首次传播的。在这儿，我的意思既不是指某位特殊的历史学家尝试采用独立目录的方式收集并存录诗歌，像沈约（441－513年）所撰的《宋书·乐志》就集中了大量的诗歌；也不是指那种我们经常见到的在某个人的传记中选录其文学作品现象。我所指的反而是这样一种情况，即诗歌作为构成整体有机组成部分被天衣无缝地包含在了叙事当中，这形成了中国早期历史编纂学有别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历史编纂学的特色。一方面，诗歌的创作及其表演是出现在特定叙事背景中的，并由某一历史角色完成；另一方面，诗歌和叙事又是相互说明和印证的。 在选集中，来解说一首诗上下文的疑义一般是留待后来的注释并因此产生了一种特殊阐释方法，而历史著作就是把诗歌文本本身直接作为叙事内容向我们讲述。保存在文学选集里的诗歌被从其特有的起源语境中剥离了出来，而历史著作则将诗歌作为过去自身的真实表述保存下来。与过去特定的时刻相联结的诗歌包涵了富有戏剧性的历史时刻的本质，反过来又被保留在关于这一时刻的回忆中。3本文试图考察早期帝国时代的历史著作，即有关于西汉时代事件的历史著作与诗歌之间的关系。西汉历史著作主要保存在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约86年）《史记》和班固（32－92年）《汉书》中，这些历史著作是我们了解西汉历史的最直接的资料，尽管这两部著作似乎包含有通过轶事传统形成的叙事，而且在其最终定型的版本中这一传统一直延伸至班固所处的时代。4 在其制度需要并促进了书面文本的传播的发展中的官僚政权之中， 5在文学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通常具有华丽形式的赋这种文体确定的汉代，，被一致理解为一种表演类型短歌的诗体形式的，在社会和文本实践的各个层面稳步出现。在早期历史著作的叙事当中，诗歌经常作为许多重要时刻的标志出现，而且与情感、道德的强烈诉求以及对事实、真实性的强烈认定有关。这一点适用于精心创作的帝国祭献颂诗，适用于身体或情感绝灭刹那时主人公或有情人即兴吟唱的抒情诗歌，也适用于预言政治灾难或者哀叹民生多艰的匿名小调。我们发现，在汉代历史著作的不少篇章中，当事件发展到极富戏剧性的时刻时，用词就开始有韵了。 历史著作所具有的这种功能使得诗歌被人们认可接收。这一事实也表明更为广泛的诗歌文化的真正显现不单单是在宫廷之中，而且是超出宫廷之外的。为了得到关于这种存在在西汉时代的具体印象，我们首先可以查证的资料是《汉书·艺文志》中的赋与“歌诗”（歌词）部分内容，其中除了1005篇赋，还著录有316篇“歌诗”，6但这个目录既不完全也不公正。列在目录之首的是注家“《高祖歌诗》二篇”，注家们认为是指《史记》和《汉书》中所保留的刘邦（即汉高祖，公元前202年－195年在位）的两首诗歌。7接着便是两组分别为14篇和5篇可能与汉武帝（公元前141－公元前87年在位）国家祭祀颂诗即“郊祀歌”8的目录有关的祭祀颂诗，以及35篇与军事远征、帝王巡游、愉快旅行相关的歌诗，其中附有一些被认为是皇帝宫廷成员创作的歌诗。军事和旅行诗被怀疑在一定程度上是与18首 “铙歌”相配合的。铙歌18首次被保存在六世纪早期沈约所著的《宋书·乐志》中，尽管在形式上有严重的缺陷的。。9然而，没有任何特别的证据证明“铙歌”是西汉时代创作的。《汉书·艺文志》中有关短歌部分的其他篇目标题更加晦涩难明，这些诗歌的大部分甚或全部都亡佚了。学者们已经把源自《汉书·艺文志》的早期的诗歌集合标题与那些仅在很晚的诗歌选集中流传的诗歌联系在了一起，他们所征引的极少的论据仍然是带有推论性的。 我们必须记住《汉书·艺文志》中所列的著述，尽管是删节的形式，仍然相当于西汉时代晚期帝国图书馆献的目录。这个目录最初即是刘向（公元前79年－8年）在公元前26年遵照朝廷颁布的政令搜集了整个帝国的所有著述，然后按照一定的分类和次序编写成的《别录》。10其后，刘歆将其删改整理为《七略》，班固在编写《汉书》时，采纳并进一步删削了《七略》的内容。近来出土的一些文献在《汉书·艺文志》中无法找到对应的记录，这就表明最终保存下来的这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