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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四句教的哲学问题 　 高予远 　 内容摘要：四句教是阳明晚年对自己思想的全面总结。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是阳明在儒家思想上对佛家无思想的吸收，这一无非是如佛家之虚明之无，而是无具体善恶之至善。后三句是对儒家下学而上达重工夫思想的一以贯之之继承，是儒家实践思想的真实反映。 关键词：四句教 善恶 良知 心体 功夫 作者简介：哲学博士，现任职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社科所，从事中国儒家文化研究。 　 四句教是阳明晚年提出的重要哲学问题，对于四句教，阳明极其重视，认为是其思想的全面总结。如阳明曰：“此四句中人上下无不接着。我年来立教亦更几番，今始立此四句。”[1] 其中因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与禅学思想“不思善不思恶”之说有相近之处，以及钱德洪与王畿对四句教理解之不同，尤其是王畿所谓的心、意、知、物皆无的四无说为阳明所首肯，随引起人们对阳明思想理解之纷争，这种纷争成为阳明思想内部的一大公案，同时四句教也导致了王学内部在思想派别上的分化。 那么对应怎样理解四句教呢？关于阳明四句教有两个最基本的原始资料，即《传习录》与《年谱》关于四句教的文献记载，从这两个文献记载来看，以下这些问题是钱德洪与王畿所关注的核心所在与他们之间所存在的分歧，同时这些问题也是我们理解阳明四句教的关键所在。这些问题是：首句解释，后三句解释，上根与其次。 　 　 一、 首句解释 　 　 对于四句教的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的意义，一直是阳明四句教中最为人争讼之处。从首句“无善无恶”出发，有认为四句教非是阳明所言，有认为四句教是禅学思想，而非儒学之正宗。 认为四句教非阳明思想者，以刘宗周和黄宗羲为最具有代表性。二者认为，四句教非是阳明先生之真实思想，而是王畿等门人之所言。[2] 对于刘黄二人之观点，我们认为阳明四句教不仅不是阳明门人所杜撰，而且其“无善无恶”之思想，也可以说是符合阳明思想一贯宗旨的，四句教为阳明思想应属历史事实。“无善无恶”虽不能排除禅学之影响，但也不能不说是儒家固有之思想。 阳明四句教中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虽与佛家“不思善，不思恶”以认识吾人“本来面目”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无善无恶之思想也并非佛家所独有。在儒学思想中，无善无恶之观点也有自己的思想渊源。在先秦哲学中，《诗经》、《周易》与《中庸》皆有与无善无恶相类似之思想。 　 “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诗经》“大雅·文王”）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易大传·系辞上》）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也。”（《中庸》） 　 阳明四句教中，“无善无恶心之体”，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对儒家这种独有的“无”的思想的继承。阳明以儒家这种独有的“无”为根基，对佛学采取了“和而不同”式的有所取、有所否的批判继承态度。 诚在中国儒学中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诚是中国儒生为人为学之基本态度，故君子慎其独也，以防自欺而不自知也。与此“慎独之诚”相呼应，中国儒学主张“为己之学”，此“为己之学”是明自家安身立命之明睿无蔽之根基，正所谓“古之学者为己也”，所谓“勿意、勿必、勿固、勿我”也。儒家这种真诚无欺之虚明慎独态度，就决定了一个真正的儒者，必能从己之无欺之诚心出发，以宽厚、谦虚的容纳天下万物之精神，与天下万事万物相处而择其长。 承继儒家这种“为己之学”的“慎独”之“诚”，阳明主张学贵自得也，也即主张学贵会于己之心，而不主张有私见容于其中。以此“勿意、勿必、勿固、勿我”之虚明宽和，阳明虚怀吸呐佛学之长，而又以仁之生生不息的中正不移，恪守儒家的生命态度。 阳明早岁即对佛学有较多之关注，自谓对二氏之学“有所得”。虽居龙场后，始悟儒家圣人之道，以儒家精神为己之安身立命根基，但在一定意义上也承认二氏之学自有其妙处，认为“其妙与圣人只有豪厘之间。”[3] 故若能纠此毫厘之差，二氏之学也自可有助于儒家圣学。以此思想出发，阳明对佛学之经典采取了“和而不同”的吸收态度。公开提倡佛家之说，亦有同于儒家思想之处。 　 “释氏之说，亦自有同于吾儒，而不害其为异者，惟在于几微毫忽之间而己，亦何必讳于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于其异，而遂不己察之乎？”（《全集》卷二十一，“答徐成之”） 正是以此虚怀的会之于心的自得为学态度，阳明在以儒家思想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基基础之上，对佛家“无”的思想，采取了兼容并蓄之态度。对佛家的这种兼容并蓄之态度，致使阳明对无之论述与佛家有极其相近之处。 　 “‘不思善不思恶时认识本来面目’，此佛氏为未识本来面目者设此方便。‘本来面目’即吾圣门所谓‘良知’。今即认得良知面目，即己不消如此说矣。”（《传习录》卷中） “心之本体原无一物，一向着意去好善恶恶，便又多了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大公。《书》所谓无有作好恶，方是本体。”（同上） “无善无不善，性原是如此。”（《传习录》卷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