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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权利救济到权利请求 ——基本药物制度的法理学分析 从权利救济到权利请求 基本药物制度的法理学分析 宋玉萍 王晨光 【学科分类】理论法学 【出处】《比较法研究》2013年第3期 【摘要】基本药物制度最初是为保障贫困国家贫困人口最低药物保障权而 设计的，其理论基础是作为人权的健康权保障的要求，最终实现的是对个 体健康权的保护。在此基础上，可以将基本药物制度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发 展阶段，包括基于集体健康权的权利救济阶段、基于集体健康权的权利请 求阶段和基于个体健康权的权利请求阶段，不同阶段制度发展需要重点解 决的问题不同。目前我国基本药物制度尚处在第一阶段，但应重视其长远 发展。 【关键词】基本药物制度；健康权；权利救济；权利请求 【写作年份】2013年 【正文】 作为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基本药物制度于2009 年在我国启动。2011 年3 月颁布的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 年规划纲要》也将基本药物制度纳入其中。实际上，基本药物制度在我国 并不是一个全新的制度，早在1982 年，我国已经尝试建立基本药物制 度。然而，一直以来，基本药物制度在我国未能得到真正实施，究其原 因，与缺乏恰当的基本药物制度价值定位不无关系。基本药物制度的再次 启动，其成败首先取决于对该制度进行合理定位。 一、问题的提出 基本药物( Essential Medicines) 概念源于1975 年世界卫生大会的一份报 告。该次卫生大会由斯堪的纳维亚和北美的一些发达国家以及巴布亚新几 内亚、秘鲁、斯里兰卡、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等发展中国家发起，旨在推 动建立一个渠道以帮助因贫穷或用法不当的人群能够受益于现代药物的发 展。[1]当时基本药物被认为是最重要、最基本、不可或缺的、全部居民 卫生保健所必需的药物。为了使基本药物从概念变为可实施的制度，世界 卫生组织( WHO) 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即基本药物合理使用专家委员会 ( The ExpertCommittee on the Use of Essential Medicines) 负责这项工作。 1977 年，该委员会发布了第一份报告，将基本药物定义为: “满足大部分 群众的卫生保健需要，在任何时候均有足够的数量和适宜的剂型，其价格 是个人和社区能够承受得起的药品。”该委员会同时发布了第一个基本药 物目录( the essential medicines list ，简称EML) 的示范文本。[2]各国可参 考WHO 的基本药物示范目录，结合本国具体情况制定适合本国的基本药 物目录，从而围绕基本药物目录建立起一套对从生产供应、采购配送、合 理使用、价格管理、支付报销、质量监管到监测评价等多环节实行有效管 理的药品供应保障制度，以保障公众对基本药物的可获得性。 作为保障人们享有基本医疗服务的制度、政策的一个核心概念，一方 面，“基本药物” 已被全球广为接受，目前有160 多个国家采纳了这一概念 并制定了本国的基本药物目录，[3]包括印度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 逐步建立并完善本国的基本药物制度，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另一方面，不 容否认的是，由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全民医疗保险制 度，加之基本药物制度本身还在探索完善之中，美国、日本、澳大利亚、 西班牙等许多发达国家并没有采纳基本药物的概念及建立相应的制度。 [4]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医药工业界也一直坚持基本药物制度只应限于 不发达国家的公立部门，[5]基本药物制度也一直被贴上贫穷国家或欠发 达国家针对贫困人口最低医疗保障的标签。[6]那么，基本药物制度是否 是仅适用于贫穷国家或欠发达国家、针对贫困人口的专门制度或政策呢?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基本药物制度就会成为发展中国家在社会发展过 程中的一种过渡性政策，其制度价值显然有很大的局限性和阶段性。本文 从法理学的视角，通过对基本药物制度建立的权利基础进行分析，尝试对 这一问题作出回答。 二、基于健康权的基本药物制度分析 基本药物制度的理论来源是基于对健康权的保护，健康权作为一项人权 已经被国际社会所认同。世界卫生组织( WHO) 于1946 年最先在其宪章中 提出健康权是人的基本权利: “WHO 各成员国声明，按照联合国宪章，全 世界人民的欢乐和谐关系和安全要以下列原则为基础: 健康是躯体、精神 与社会的完美状态，不仅是不生病。享有可能做到的最高卫生标准是每个 人的基本权利，不论其种族、信仰、政治信念、经济或社会条件都应当如 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