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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改变我们的生活 媒介：使双方（人或事物）发生关系的人或事物。（名词） “媒介”一词，最早见于《旧唐书·张行成传》：“观古今用人，必因媒介。”在这里，“媒介”是指使双方发生关系的人或事物。其中，“媒”字，在先秦时期是指媒人，后引申为事物发生的诱因。《诗·卫风·氓》：“匪我愆期，子无良媒。”而“介”字，则一直是指居于两者之间的中介体或工具。 在英语中，媒介“media”系“medium”的复数形式，它大约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义是指使事物之间发生关系的介质或工具。 在媒介研究大师麦克卢汉笔下，“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媒介可以是万物，万物皆媒介，所有媒介均可以同人体器官发生某种联系。媒介无时不有，无时不在。凡是能使人与人、人与事物或事物与事物之间产生关系的物质都是广义的媒介。 　　浙江大学新闻传媒学院教授邵培仁则认为，媒介，就是指“介于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用以负载、传递、延伸特定符号和信息的物质实体”，它包括书籍、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及其生产、传播机构。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更多的倾向于新闻媒体。主要讲三个问题： 一、越来越让人离不开而又尴尬的媒介 新闻界流传着一句很有名的话：“假如国家是一条船，新闻记者就是站在船上的瞭望者，他要注意来往的船只，注视地平线上出现的任何值得注意的小事。”这是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对新闻工作者的定义。 1904年5月，普利策在为《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撰写的一篇建议成立一所新闻学院的文章中总结了他的信条：“我们的共和国将与媒体共存亡。拥有训练有素、是非分明、有勇气为正义献身的智能型报人的有能力、公正、具有民众精神的媒体，就能够维护那种公众品德，而缺乏它，人民大众的政府既虚伪又令人嘲笑。一个愤世嫉俗、唯利是图、蛊惑民心的媒体，最终会制造出一个像自己一样卑劣的民众。塑造共和国未来的力量掌握在未来的新闻记者手中。” 我们自己的定义：党和政府的喉舌。 西方的另一些定义：第四权力、维护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篱笆。（2009年8月，巴西电视台《自由运河》栏目，华莱士） 因此，我们开始糊涂了：媒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谁在影响我们的生活？ 法国政治学家阿历克谢曾对大众媒介作过这样一番描绘：媒介就像一双充满权力的眼睛注视着我们的生活。形象地揭示了目前的一个基本事实：即当人们日渐依赖大众传媒与其生存环境建立关系的过程的同时，权力因素正活跃于人与媒介无法回避的联系之中。 二、传媒时代生活的悄然变化 雷蒙·威廉斯是20世纪后半叶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西方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被称为“英国文化研究的祖师”。他指出了两种研究技术的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视角，第一是技术决定论，第二是症候性技术论。 技术决定论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关于技术发展的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个流派，它建立在两个原则基础上：技术的变革是自发的，技术变迁导致社会变迁。这种理论认为，技术创造了人类发展和进步的条件，技术发展在社会变迁中起决定作用。症候性技术论决定论色彩较弱，它强调技术进步来源于整个社会对变革的渴望和追求。该理论认为，技术的进步是自发的，但要依赖于社会的“选择”和使用。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不难看出，媒介发展的历史就是新技术不断涌现的历史，就是受众群体不断分化的历史。电影的出现，使受众分化为以剧场为单位的小群体；电视的出现又将受众锁定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私人空间里；而如今新媒介技术的发展更是一日千里，比如MP3、MP4、手机、计算机，它们进一步分化了受众群体，制造了更加个人化的消费模式。 这些传媒新技术对社会生活的改变显然是巨大而无孔不入的。简单介绍几种： 1、无可奈何的文学。汉朝大诗人曹植说：“盖文章，为经国之伟业、不朽之盛”。无独有偶，英国唯美诗人王尔德也说过这样的豪言壮语：“我要有一句名言来震憾这个世界。”今天，已经不可能有这样的文章和诗人了。 原因就在于传媒技术的高度发展：一是改变了人类的情感。苏东坡贬海南。韩愈贬福建潮州：“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奏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 好收吾骨瘴江边。”（《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韩愈晚年上《论佛骨表》，力谏宪宗“迎佛骨入大内”获罪，由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潮州在今广东东部，距当时京师长安确有八千里之遥，那路途的困顿是可想而知的。当韩愈到达离京师不远的蓝田县时，他的侄孙韩湘，赶来同行。韩愈此时，悲歌当哭，慷慨激昂地写下这首名篇。）二是扼杀了人类的想象力。唐代诗人金昌绪的《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李白的《望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江。”三是分化了文学的功能。骆宾王写过讨武则天的檄文。据《新唐书》所载，武则天初观此文时，还嬉笑自若，当读到“一抔之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