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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课本王开岭
王开岭 有好几个冬天。深夜,陪我失眠的竟是俄罗斯电台的音乐。那个积雪上的民族仍无睡意,她在播放几世纪来最经典的曲子,像一位落落寡合的祖母,深情地怀念逝去的岁月。那曲子是标志性的:辽阔、忧伤、沙哑、苍远,帷幕般的厚重……我总有被击中的感觉,脑子里会出现滴嗒的电波和徐徐流动的油画:呜咽的伏尔加河;孤独的烧焦的橡树;风雪遗弃的木屋;缓缓匍匐的黑棺和送葬队伍;疾风扬起的妇女披肩,她脸上的骄傲与担心…… 这不是天籁,而是冻土上的招魂。是风、砂石、山脉、篝火、冰凿、纤索、马撬……激荡的声音;是硫磺、枪刺、广场、绞架、烈酒、风琴、教堂唱诗……混合的交响。 眼前不由浮出叶赛宁的诗:“茫茫雪原,苍白的月亮/殓衣盖住了这块大地/穿孝的白桦哭遍了树林/这儿谁死了?莫不是我们自己?” 我低低地抚摸这音乐。她来自生命深处的清冷和哀恸,整夜感动着一个不懂音乐的青年。隔着厚厚的寒幛,隔着刺不透的阴霾,我默默向着北方,向那股伟大的气息致敬。向她苦难的历史和英勇的民间致敬。 夜聆俄罗斯,不仅成了一个习惯,也成了一道仪式,一门功课。 俄罗斯的烈士和她的风雪一样,是出了名的。 没有哪块土地上的黑夜像她那般漫长、动荡而凶舛;没有哪一民族的知识分子被编成如此浩荡的流放队伍;没有哪国的青年一代出于良心、理想或一束浪漫而遭受那么重的苦役与刑期……单是彼得堡罗要塞、西伯利亚矿井、古拉格群岛这些传说中的魔窟,就收押过多少悲壮的名册。一队队郁郁葱葱的生命曾被囚禁、锁铐在那儿,他们纯洁的热量在空旷中等待熬干、蒸发……然而,一代代的精神路标也正是从那儿矗起、辐射,叩响了整座俄罗斯冻土。 海涅说:“文学史是一个硕大停尸场,每个人都在那儿寻找自己亲爱的死者,或亡故的兄弟。”我要找的,正是这样一批最纯真最英俊的精神面孔。他们一边写诗,一边流血;迅速地生活,又迅速地死去。普希金、莱蒙托夫,这对同样选择了决斗的兄弟,其岁月总和还不抵一位长者的寿龄。俩人忧郁的神情,看上去那么相似——绝无庸人那种散漫、悠闲和凑合日子的迷茫。他们的母亲就仿佛是同一位。 翻开俄国文学史,“十二月党人文学”是最英年、最让人揪心的一把:格利包耶夫(1795—1829)、雷列耶夫(1795—1826)、别斯士舍夫(1798—1837)、奥陀耶夫斯基(1802—1835)……哦,二十岁、三十岁,像深夜划过的流星,他们飞得太快,飞得太疾,让人来不及看清。他们太急于用生命、用青春去赌一件事了。为此,1825年12月的那个清晨,他们告别了彼得堡,告别了诗歌,告别了昔日欢聚的舞场、花园,那些尚在睡梦中的恋人和被暗恋的人…… 在其眼里,最急于喊出的不是情诗,而是社会正义,是俄罗斯的未来,是激情和身体的行动。“要做一个诗人,但更要做一个公民!”为了迎娶一片适于居住的国土,为了自由地生活,先要准备不自由地死去……在这样的精神星空下赶路,其行色匆匆早已注定,亦注定了其生涯故事要比其诗集流传得更久、更远。 整个19世纪,俄国的青年已过惯了判决和牺牲的日子。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死罪时仅28岁,他说:“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他配得上,他的狱友和精神兄弟们全配得上!于是更多的俄罗斯青年就有幸听到了那个时代最激动人心的声音:“谁之罪”“怎么办”“谁在俄罗斯能过上好日子”“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单凭这俯拾皆是的标题就足以证明:俄罗斯文学在艺术之外竟挑担了如此繁重和危险的职责。他们用头颅来为信仰服务,以牺牲来为理想灌溉——绝无现代艺术家那种“先舒服了肉体再说”的痞性,这正是俄罗斯文学最值骄傲和后世怀念的地方。 知识者是最不能喑哑的。假如连这些“民族的头脑”(高尔基)都沉默了,那么这个国家的精神夜晚立即就会黯淡无光。 下面,我急于提到“贵族”和女人。 在俄国农奴制时代,贵族往往就是那类“最先富起来”并最有机会接触书本的人。可这些人中也最易滋生叛徒和异端。他们所干的事不仅令沙皇寒心,更让“阶级身世论”大跌眼镜—— 众所周知,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乃一次货真价实的贵族造反。他们血统高贵,气宇轩昂,是俄国拥有最多财产和藏书的人,亦是凭艺术和高谈阔论而成为“精神贵族”的青年才俊。他们从对书籍和时代的打量中获得生命冲动,却把沉重的财物晾在一边。尽管其童年、少年皆在豪华宫廷、玫瑰庄园中度过,但他们长大后的第一件事竟是发誓再也不当贵族了,在沙龙舞会上,除了诗歌和爱情,议论最激烈的即数“民主、权利、自由、尊严”这些新鲜字词了。他们把目光投向饥饿的乡村和像骡马一样佝偻的农奴,并为自己华服和美酒自责。终于,他们知道该怎么干了。 史料表明:1827—1846年,“贵族”在俄国政治犯中占百分之七十六。甚至到了1884—1890年平民知识分子运动后期,政治犯名单中仍有百分之三十点六出身世袭贵族。 连欧洲的政客们都忿忿不平了:穷光蛋造反是想当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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