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泣女人们：析论1940年代台湾文学女性与葬仪书写.doc

哭泣的女人们：析论1940年代台湾文学的女性与葬仪书写 曾馨霈 (台湾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硕士) 摘要? 本论文试图聚焦于台湾文学研究中较少被触及的两个面向──女性与台湾传统葬仪，并透过与女性主义理论的对话，初步拓展民俗文本研究的路径。以四0年代女性书写者的三篇葬仪文本为探讨核心，着眼于书写主体的位置及写作策略，将贴近个人生命经验的散文及小说文本，视为有意为之的话语表述。经由分析，女性书写者将丧礼场合中被观看的客体转化为发声的主体，着重于重新表述身体经验，隐含有夺回主体言说权力之意味；虽然不免复制殖民现代性带来的理性、文明思维，但藉由与传统文化区隔，进而确立自身新女性的特质。然而与传统区隔并未是完全否定传统价值，从小说书写葬仪的策略中，亦可见女作家藉由细节描述，以「女性的时间」抵抗男性殖民历史时间的企图。因此，三篇葬仪文本中女性书写者向殖民者、向男性、向传统对话的积极姿态，正呈现出日治时期台湾文学微弱却不能忽视的「女声」。 关键字：新女性、葬仪书写、女性书写、殖民地民俗 一、前言 在台湾文学丰富的创作成果中，表征「台湾」特质的在地风习民俗事象，是作家触探台湾社会发展轨迹的重要依据，亦是营构艺术世界以表现「生活的真实」所仰赖的文化符码（Cultural Code）。[1]以此观之，二0年代赖和〈斗闹热〉写迎神赛会，隐含批判殖民政府统治政策之意；三0年代朱点人在〈岛都〉一文中亦洞察官方鼓励民间作醮的企图，在反迷信的社会思潮下，小说文本中的民俗大多指向以启蒙现代性破除旧习的自觉与呼吁。[2]至四0年代，台湾作家有意识的详尽描写民俗事象藉此拓深文本主题，如张文环〈阉鸡〉中以「车鼓旦」揭示主角月里女性情欲与自主能动性的一面；吕赫若在〈风水〉中重现汉人「捡骨」风俗，暗喻传统价值观的没落以及信仰态度的问题；周金波〈气候、信仰与宿疾〉以回归传统的抉择隐含皇民化运动下认同趋向之游移。皆可见随着台湾文学发展至四0年代的逐渐成熟，台湾在地元素在小说上的运用也更显多元，「台湾」特质也更为显豁。 然而，为何会在殖民政府以去除汉人色彩为目的，使台湾人迈向「皇国臣民化」的皇民化运动时期，台湾文坛会出现大量描写台湾民俗风情的小说？在战后的言说中多将此现象诠释为台湾知识分子民族精神的展现，具有抵抗日本殖民的涵义。例如谈及以台湾人作家为主要成员的《台湾文学》杂志，「在皇民化运动下执意刊出以台湾传统汉人社会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其实也相当程度表达了对当局的不满」[3]，隐含将「书写传统民俗」的写作行为等同于「抵抗殖民」的写作意图。将写作趋向直接扣合政治意图，无疑削减了此时期民俗书写文本所能拓展的诠释空间，简化创作者与外在世界对话时的书写策略，以及此类文本所蕴含的文化意涵。而在台湾女性创作者甚为稀有的四0年代，却出现了几篇由台湾女性执笔的民俗随笔散文与小说创作，其中不约而同的描写台湾传统葬仪，或是以自身经验为出发，或是将葬仪事象化入小说情节，其中隐含的目的与意义耐人寻味。 一般认知中，台湾女性在葬仪中给人最直接的印象即是「展示」哭泣。一方面，台湾民间采用的传统葬仪是以儒教为基础，并混合佛家、道家与民间信仰。在人类学的研究中，受到儒教影响的东亚文化圈，哭泣行为具有性别上的差异，男性的哭泣行为大多是意识形态的哭泣，以国家、民族为哭泣对象；而女性的眼泪则是存在任意的特性，多为家庭、人际方面而哭。[4]另一方面，传统葬仪中的哭丧风俗是依据亲疏远近与性别不同，人们必须掌握不同的分寸，以哭泣表达哀悼。通常男子低声哭泣即可，但妇女则被要求哭出声调与言词。[5]是故，有别于男性的哭泣行为与国族等宏大叙述连结，女性之哭着重于家庭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受到族群传统文化的期待与规范。 然而，女性作为在传统葬仪中被加以检视与观看的客体，是否能够抒发一己之心声？在被观看之余，女性书写者开始书写葬仪中的女人存在何种意义？彼此之间的描写又有何差异？做为民俗事象之一的台湾传统葬仪，被符号化而成为小说文本中有机的存在，在女性作家的书写策略下，其所蕴含的形式（民俗事象）和内容（民俗意义）在文本中又产生何种功能？具有何种意义？皆是本文欲解决的疑问。而四0年代出自女性书写者之手，同样触及台湾传统葬仪的文本，提供进一步思考上述疑问的可能。本论文择取两篇描写传统葬仪的随笔散文，以及一篇小说作为分析对象。相较于小说，散文通常被视为贴近书写者真实生命经验的文类，然而由辜颜碧霞所创作的小说《流》，由于过于真实的描写大家族内部情事，1942年首次出版时遭到家族成员的反对，并采取大量收购的方式避免流通市面。亦即是，此书完成后所引发的外在反应，更加模糊了自传性小说本身虚构与真实的界线，使得《流》一书存在着投影作者个人生命史的意义。 若不以文类区分，单纯就「书写」（writing）的观点来看三位女性的写作行为，「书写」（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