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杜甫和.ppt

杜甫和其他盛唐诗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在诗歌中好发议论。杜诗议论的特点是抒情性强。它往往通过议论来抒情，亦即沈德潜所说“带情韵以行”。 如“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这两句成为千古传诵的评论诸葛亮的史论警句。《醉时歌》中的“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万古知何用”、“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对统治者糟踏人才的悲愤喷薄而出。在政治抒情诗中，杜甫更是议论风生，大胆提出自己的政见和对时事的批评。尖锐批评了统治者的荒唐奢侈，将国家盛衰的经验总结与自己的生平遭际结合在一起。而《北征》、《秋兴八首》、《登楼》等诗则将抒情、叙事、议论和写景融为一体，创造出更为沉痛蕴藉、风力奇拔的艺术境界。 第四个艺术成就 严谨整栗的诗律之美， 曲折拗救的兀傲之气 。 杜诗众体俱佳，都有创新发展，五七言律成就尤高。现存杜甫一千四百多首诗中，五言律有六百三十余首，五排一百二十余首，七律一百五十一首。杜甫律诗不仅数量多，而且在思想与艺术上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 首先，就思想内容而言，杜甫律诗可以纯熟自如地表达各种题材内容，尤其是用律诗来反映时事，扩大了律诗的表现功能。 盛唐及其以前的初唐，七律一般都在“奉和”、“应制”等场合使用，杜甫却用来感叹时事；其次，杜甫还常用组诗的形式写律诗，来表达更丰富的思想与内容。如五律中有《秦州杂诗》二十首，七律中有《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秋兴八首》。尤其是《秋兴八首》，堪称杜甫七律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更为重要的是，杜甫能根据内容表达的需要，突破近体格律的束缚，在声律句法上加以变化。他创造了五七言拗律，用失粘失对的拗句拗律表现艰难苦恨、牢骚悲愤等执拗不平之情。如《晓发公安》：“邻鸡夜哭如昨日，物色生态能几时”。上句“哭”、“昨”都是仄声，下句“色”、“态”、“几”亦均为仄声，仄多平少，完全不合近体格律，但这样的写法和声律和作者苦涩酸楚的心境甚为吻合。其杜甫诗集中“吴体”多为拗体，杜甫晚年的时候特别喜欢写。 另外，他还尝试运古入律，在律诗中用散文句式，打破古近体的界限，具有奇崛兀傲的音律感和气骨美。 如《白帝城最高楼》，此诗各家都认为是拗体，称为歌行变格。“独立缥缈之飞楼” 是上二下五句法，“杖藜叹世者谁子”是上五下二句法，都与一般律诗中上四下三者不同。只有这样突兀生挺的句法，配以城尖径仄的描写，合以泣血的心情，才更显得生挺奇横，这是杜诗之不可及处。 杜甫晚年特别是夔州时期，是创作律诗数量最多的时期，也是成就最高的时期。“诗律细”不仅是声律的精心安排，也在于杜甫能够从严谨中求变化，变化莫测而不离规矩。杜诗的“浑漫与”，与律诗初起时出现的不合律现象更是不同，它是诗律成熟之后的大胆突破和锐意新变。 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白居易曾经在《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中说“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白居易说得对，人民的确是要好诗的，杜甫也确实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留下了许多好诗。他的诗是我国最可宝贵的文学遗产。 在我国古典诗歌发展过程中，杜甫占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他继承了自《诗经》、汉魏乐府以来诗歌注重反映现实的创作传统，并使之更为高超更为成熟。他没有遵循建安以来沿袭乐府古题的创作旧习，而是本着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精神，自创新题，“即事名篇”。对这类作品，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作了很高的评价，而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更叙述了他们所受的启发：“近代惟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予少时与友人白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再拟赋古题。”这是说，在他们眼中，近代诗人中，只有杜甫的《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丽人行》才是纪实名篇，年轻时他们就不再写乐府古题了，而是自创名篇。中唐诗坛的新乐府创作风气，正是由杜甫直接开导而出的。 杜甫诗歌中高度的爱国精神，不仅在文学史上而且也在中国史上起着积极的教育作用。 宋代爱国诗人陆游深受杜甫影响，从杜诗领会到“诗出于人”的道理，好诗是由于有好的优秀的人格所造成的，所谓“工夫在诗外”，这就纠正了他早年学诗“但欲工藻绘”（《示子谵》）的偏差，陆游后代创作出许多可歌可泣的爱国诗篇。民族英雄文天祥，一生酷爱杜诗，在燕京坐牢三年间，更是专读杜诗，并集杜诗为五言绝句二百首。 为了全面地反映现实，杜甫掌握了利用了当时所有的一切诗体，并创造性地发挥了各种诗体的功能，为各种诗体树立了典范，泽被后人甚为深广。 为了生动而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在表现手法上杜甫也为后人开示不少法门。如学习民歌运用白话和口语，大大提高了诗歌的表现力和俗语在诗中的地位，使唐诗创作更接近生活，接近人民群众。杜甫能够自作新词，吸收口语和白话来写作，形成了新的境界。后来元稹和白居易诸人诗歌的趋向通俗化，都是受杜甫影响。另外，杜甫在诗歌创作中锤炼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