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信用业发展.doc

中国信用业具体发韧于何时，因史无明文，无可得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是随着贫富分化和交换的发生逐渐衍生而来的。信用基本的行为就是借贷。马克思称：“这个运动——以偿还为条件的付出——一般地说就是贷和借的运动，即货币或商品的只是有条件的让渡的这种独特形式的运动。”②最初的借贷主要是为了维持生计，以保证正常的生产、生活。随着分工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借贷也不断涌现出一些新的内容。在维持生计之外，这些新的内容还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那就是借贷双方都是为取利而为之。春秋战国之前，由于年代久远，记载缺略，有关借贷的传说和记载多令人不敢确信。但这些传说和记载同时也透露出借贷发生的迹象，因为当时的社会已具备了产生借贷行为的条件。③周代已经存在借贷之事，《周礼·天官冢宰上》载小宰职责有“听称责以傅别”。郑玄注曰：“称责，谓贷予；傅别，谓券书。听讼责以券书决之。傅，傅著约束于文书；别，别为两，两家各得一也。”降至春 ——————————————————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90页。 ③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10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版。 秋战国时期，有关借贷发生的事件已有史可查。①《国语》、《左传》、《管子》、《史记·货殖列传》等文献，均确定无疑地记载了发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多借贷事件。我国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曾出现了三次发展高峰，②与之休戚相关的信用业也随之经历了三个发展高峰：⑴春秋战国秦汉时期；⑵唐宋时期；⑶明清时期。 一、信用形式 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结束了魏晋以来的低谷状况，得到极大地发展。由于商品经济的活跃，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生了诸多信用业务。从形式来看，主要有高利贷信用③、商业信用、消费信用和国家信用等形式。宋代，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分化，生产的专业化水平渐趋提高，进人流通领域的商品无论是在种类上、还是数量上都日渐增多。生产、消费卷入市场的 ———————————— ① 彭信威先生认为《国语·晋语》中有关“弃责”、“假贷居贿”的记载和《左传》中有关“公子鲍竭其粟而贷之”的记载，也许才是最早的记载(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105页)。姜锡东先生也认为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商业信用就已存在。(姜锡东：《宋代商业信用研究》，第2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②林文勋、杨华星：《也谈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载《思想战线》2000年第6期。 ③ 关于高利贷的概念，历来颇有争议。刘秋根认为：“所谓高利贷资本即主要适应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生息资本，就中国古代而言：凡带经营谋利性质、且收益较一般地租收益高的借贷，均属于高利贷资本。这种借贷既有对小生产者、地主、贵族的生产性、生活性借贷，也有对商人，手工业者的经营性、资本性借贷”(刘秋根：《明清高利贷资本》，第2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这是目前铰为公允的一种说法。 深度和广度都较唐代有所发展。为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与之切合联动的信用业务，发生了相应的变化。①在宋代，信用形式主要有高利贷信用、商业信用、消费信用和国家信用等。 (一)高利贷信用 唐代，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激励下，放款取利无疑成为逐利的一项重要方式。《旧唐书》卷78《高季辅传》载：“贞观初……，今公主之室，封邑足以经资用，勋贵之家，俸禄足供器服，乃戚戚于俭约，汲汲于华侈。放息出举，追求什一，公侯尚且求利，黎庶岂觉其非?” 这段记述虽然说的只是放款取利的一个小片断，但却反映出唐代放款取利的现象十分普遍。提供放款的渠道较为广泛，有商人、富室、官吏、权贵，甚而官府。商人放款，既有本国商人放款，也有外国商人放款。《全唐文》卷72载：“顷者京城内，衣冠子弟诸军使并商人百姓等，多举诸蕃客本钱。”反映的就是外国商人放款之事。官府放款，有专人管理。“武德元年十二月置公廨本钱，以诸州令史主之，号捉钱令史，每司九人，补于吏部。所主才五万钱以下，市肆贩易，月纳息钱四千文，岁满授官。”②官府在经营放款取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弊端，产生诸多恶果，败坏了吏治。贞观十二年二月曾在褚遂良的建议下敕停。③但无论是对具体经营者还是对官府而言，由于收益较大，敕停之令宛如过眼云烟。 —————————————— ① 彭信威先生认为：“信用事业和信用机构方面没有同比例的发展。宋代的信用事业和信用机构基本上同唐代差不多，只是金融中心由长安移到汴京，再移到临安”。(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535页)姜锡东先生认为“尽管宋代之前的商业信用已经获得一定的发展，个别时期的个别方面甚至并不逊色于宋代，但是，就其整体发展水平而言，不管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远远不如宋代。”(姜锡东：《宋代商业信用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