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异研究.doc

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异研究 王后雄 (华中师范大学考试研究院　中国武汉 430079) 摘　要：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中国社会个体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迅速扩大。然而，总量的增长并不必然意味着合理的分配。高等教育扩展对地域、城乡、阶层、性别和民族之间入学机会的影响十分复杂，自1999年以来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在总体上呈现一种下降的趋势，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城乡差距有所改善；促进女性和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社会阶层差距正在凸现，优势阶层子女获得越来越多的重点高校入学机会；省际之间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仍然十分突出。在关注中国高等教育总量增长的同时，必须认真对待高等教育机会公平问题。 关键词：大众化；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 中国高等教育在21世纪初跨入大众化阶段，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国。然而，高等教育大众化不仅意味着受高等教育人口绝对数的增加，而且还意味着受到高等教育人口的地域分布、城乡分布、阶层分布、民族分布、性别分布等建立在公平原则的基础上。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一些国家的教育总量并没有带来经济增长的效应，核心问题就在于教育公平化的缺失。［1］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极大地增加了入学机会，然而，机会增多并不等于机会均等，大众化并不能自然消除入学机会的不均。为了准确地描述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异状况，本研究从地域、城乡、阶层、性别和民族等维度来进行研究。在建设和谐社会和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探讨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异，对于制定有利于缩小这一差异的教育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地域维度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客观上造成了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再加上国家高考分省定额录取政策的不同取向，导致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区域间存在极大差异，主要表现高考录取录取率及分数线等方面。 高考分省定额录取政策是指国家按一定的准则将高校招生人数总数分省区分配其配额的一项招生录取政策。中国自1952年实施统一高考后，就实行了地区定额录取。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分省划线定额录取制度逐渐完善。认真审视中国历年分省定额分配的因素不难发现，高考分省定额录取是在吸收科举取士长处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因而其影响因素既有历史因素又有现实因素有关，从现实因素看，主要由高等教育资源和基础教育水平所决定，当然还与人口因素、国家政策倾向和就业等多种因素息息相关。分省划线定额录取政策的实施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自古至今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较大，致使教育发展参差不齐，尤其是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强烈需求和供给不足。高考配额偏向城市群体的原因在于京津沪等地区的高教资源充足和我国长期追求“效率优先”与“区域公平”相互作用的结果。各省区为保证本省区录取率的逐年上升而强制省域地高校在本地区投放尽可能多的招生计划，客观上造成重点高校所在地录取比例过大的“本土化”倾向。而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在高等学校招生来源计划编制中的调控作用因受诸多因素影响，其宏观调控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我们以高校区域占有率(该省区高校在全国高校中的比例与该省区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之比)来反映不同省区高校的分布差距。2007年，中国内地京津沪地区总体高校区域占有率、211高校区域占有率和985高校区域占有率均为全国最高，分别为3.03、10.41和3.76，而中西部地区则为全国最低，京津沪地区三类数值分别是中部地区的3.2倍、15.5倍、17.1倍，分别是西部地区的3.5倍、15.1倍、16.3倍；［2］并且三类数值均呈现由东向西逐渐减小的趋势，这说明高校分布存在京津沪和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差距拉大的现象。 如果以入学机会指数（该省区招生数占全国招生总数的比例与该省区高中毕业生数在全国高中毕业生总数中的比例之比）来考量不同省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异。2006年京津沪地区入学机会指数分别达到2.63、1.95、1.80，而新疆、青海、宁夏入学机会指数分别为0.51、0.54、0.65。［3］若以重点高校去考量，入学机会指数的差异会更大。这一差异直接造成高考录取率和录取分数线的差距。 从高考录取分数线来看，2000年全国统一高考，文科第一批录取分数线，山东是568分，北京是462分，二者相差122分；理科第一批录取分数线，山东是589分，北京市 469分，二者相差120分。［4］自2001年开始实施分省命题考试政策，使省际之间的录取分数线不具可比性，掩盖了各地录取分数线巨大差异的事实。这表明，某些高等教育机会的优势省市具有了自我保护意识，巧妙地将显性的不公转化为隐性的差异，它似乎使公众很难再去追究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省际差异问题。 从高考录取率来看，2006年，全国高考录取率为60.23%，甘肃、贵州等地的录取率不足40%，而浙江、江苏、天津、北京、黑龙江、西藏、辽宁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