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型组织的绩效标准与评估方法的研究4.docVIP

效率型组织的绩效标准与评估方法的研究 王强（东南大学产业组织研究中心 博士后研究员） [摘要] 组织的绩效标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组织的目标，评估方法的科学则保证了组织绩效信息的真实可靠性、公平性，对组织成员具有导向作用。绩效标准与评估方法制订得不合理、不科学、不完善，对于政府会导致其公共性减弱、经济人色彩浓厚、职能转变迟缓、公共权力运作失范、经济发展缺乏持续的市场动力；对于高校等研究组织会严重影响其科技创新、误导科研人员。本研究拟通过理论分析、案例对比、实地考察调研，重建效率型组织（政府与高校）绩效的考核绩效指标体系和评估机制。 效率型组织主要是指政府与国立学校。 绩效，一般解释为成绩、成效。该词用在社会经济管理活动方面，其含义是“社会管理活动的结果及成效”。对于效益型组织——公司企业来说的公司绩效，就是这个含义。当绩效用于对效率型组织——政府行为成果的考核时，反映政府的绩效，其含义往往更广泛一些，指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业绩、效果和效率，是政府能力的基本体现。 所谓政府绩效，就是指政府在管理活动中的结果、效益及其管理工作效率、效能，是政府在行使其功能、实现其意志过程中体现出的管理能力。 政府绩效标准是评判政府管理水平和运作效率的重要依据，应以经济绩效、社会绩效、文化绩效、政治绩效为主要内容。政治绩效主要指政治生产力以及政治产品，即政策的形成与贯彻；经济绩效主要是指经济增长与稳定中政府的导向作用，其中通货膨胀、失业、收入分配等是重要的参数；文化绩效主要指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互补与渗透，以及文化的繁荣与整合；社会绩效主要指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其中安全与犯罪、公平与正义、福利与贫困、稳定与动乱等指标是重要的参数。这几方面绩效的大小反映的是政府能力的大小与强弱。 高校对教师、研究人员的绩效标准有缺陷，也会给他们传递错误的激励信号，影响我国科技创新与教育水平的进步。 目前效率型组织绩效考核中存在的问题： 在中国，谁懂得最多？官员似乎什么都懂，或者应当什么都懂。“以吏为师”，自古如此。学术的是非要指示，文艺的优劣要评判，建筑设计要审定，科研成果要评判。据粗略统计，需要官员审批定夺的事项，仅中央各部委就有两千八百多项，还不算地方各级规定的事项。“上海审批项目数是2027项，开发商如要在沪投资一个建设项目，仅通过各项审批环节所花费的时间就要300天！” 政府官员应管的事情——创造各行业顺利发展的经济环境、法制环境和政务服务——却多半撂了荒。最近上海开始清理审批事项，目标是把审批事项从2000多项减少到1000项左右，建设项目的审批环节要从300天减到100天左右。 政府一直忙于考评其他各行各业的业绩，惟独对政府自己这样一个效率型组织的业绩该如何考评，却研究得不那样深入。举一个例子： 长期以来，国有企业效益差，亏损面不断扩大，大家往往从国有企业（效益型组织）身上找问题，如经营机制不活、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债务和社会负担过重、富余人员过多等等，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根本所在——政府要负的责任。笔者认为，相对于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来说，政府的管理创新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政府官员的考核标准，更是起到“指挥棒”的作用，进而影响到国有企业的经营者的行为。国企亏损的根子在政府。 文献[23]认为“要在权力和服务之间划等号，取决于管理心态的变化”，“真正端正服务观念”。我认为如果要等官员的心态主动调整过来，恐怕不知要等到什么年月。涉及到自己切身利益的事情——审批多收费多，不是说上级发一个号召就解决问题的，必须有外力驱动。也就是依靠考核办法的改变。 用干部要看政绩，但谁来衡量政绩、衡量政绩的标准如何确定，这就是一个效率型组织绩效考核的设计问题。如果没有处理好，就容易演变为凭领导人的个人好恶用干部。“人民选票千万张，不如领导嘴一张”。 现在我国所说的政绩，主要是经济实绩，包括产量、税利、招商引资。下级为了减轻自己的指标压力，会突出成绩，隐藏失误，在统计数字上做文章。在我国官本位体制下，数字出政绩，政绩可升官，而又没有一个严格的透明度制度可以监督造假行为，这就刺激各级政府官员利用权力、信息不对称或信息优势来降低本地区（部门）信息的真实性，从中获利。“现在，判断一个地方的政绩如何，基本上还是按经济指标的高低排座次，有些地方更要每年张榜竞赛。爱面子的地方领导上报数字时，便先要打探清楚左邻右舍的底细再进行“调整”。我们总以为，此类争先评优的做法可以激励落后地区，哪知道许多人反做了它的俘虏。这也许正是各级政府领导不肯放弃“数字游戏”的原因之一。 据文献[18]，2000年湖北各地统计的国内生产总值相继出现大幅度挤水，荆州、宜昌、十堰、孝感、恩施等地市州ＧＤＰ共锐减８００亿左右。在湖北省人大的监督下，湖北省各地开始重新评估、核实、订正ＧＤＰ，具体的操作办法是：以１９９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