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金融史研究述评.docVIP

2010年学术界对于中国金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现实问题。一些文章在研究现实问题时，按历史线索作了回顾，笔者视之为研究当代金融史的论文。笔者从收集到的文献中，筛选出约50篇文章，按金融业的发展与改革、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货币政策、通货膨胀问题、金融市场发展、农村金融等6个专题，对当代中国金融史的研究状况作了粗浅的述评。 一、关于金融业的发展与改革研究 　　中国学术界的研究有追随党政宣传部门纪念重大历史事件的特色，200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学术界发表了一大批讨论金融业60年发展问题的论著。2010年这一关注热点已经过去，相关研究显得比较寂寞。为纪念创刊60周年，《中国金融》杂志组织了一组文章，延续了对中国金融业发展与改革问题的探讨。 　　在讨论60年中国金融发展方面，王国刚发表《中国金融发展60年的启示》一文，指出中国金融的发展大致上可分为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他认为，经过60年的曲折坎坷，金融业不仅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而且逐步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功能比较完备且具有现代国际水平的体系，走出了一条与西方金融发展不同的道路，为创建和完善中国金融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实践财富。中国金融发展60年的启示就是：始终坚持以推进发展为第一要务，以改革促发展；始终坚持稳定金融运行秩序的总方针；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的发展原则；始终坚持从本国实际出发，不简单照搬西方模式；始终坚持围绕推进实体经济发展而展开金融改革；始终坚持适时有度地展开金融创新；始终坚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始终坚持逐步有序地对外开放。[1] 虽然该文谈论的主题是60年的金融发展，但其论述的重点是改革开放时期，而且以论为主，实证性略显不足。 　　其他研究中国60年金融发展史的文章实在太少。张徐乐以上海金融资料为基础，探析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上海外商银行的结束与清理过程，认为在解放后短短几年里外商银行迅速走向终结，根本原因在于其所处的制度环境突变和经营业务枯萎。上海外商银行的结束与清理，代表了外商银行在近代中国一个多世纪历史的终结。[2]该文以上海为个案，较为详实地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后外商银行是如何撤出中国的。 　　如果将中国60年金融发展分为前后两个30年，研究前30年金融问题的文章较少，而后30年金融问题则始终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与焦点之一，2010年不少文章纷纷出炉。这些论文质量参差不齐，不少作者有重复他人观点之嫌，有创新的研究不多。 　　以往不少学者在研究中国金融业改革史时，或就事论事，或局限于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时段，难免有隔靴搔痒或意犹未尽之感。2010有学者突破了这些局限，将金融改革放在金融业30年和60年发展的历史框架进行分析，提出中国金融改革在逻辑上遵循的是“机构改革→市场改革→制度改革”强制变迁路径。这样的路径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也是从“金融抑制”不断向“金融深化”方向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金融改革完全是外力推动的渐进性改革，因此存在着“保守有余，前瞻不足”的严重缺陷。[3]有学者从制度容量的角度解释金融改革。所谓制度容量是指某项制度或某个制度组合对其所约束的参与主体可能提供的最大活动空间以及与其相应的激励约束强度，制度变迁过程就是制度容量的扩大过程。该文认为金融改革在根本制度上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极大地扩展了金融主体的金融活动空间，表现出金融制度容量不断扩大的过程，触发了金融的区域化与金融的精细化趋势。[4] 　　在研究国有银行业改革方面，有4篇文章值得关注。刘鸿儒先生以亲身经历谈了我国银行业改革的艰难探索过程。他指出，银行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商业银行制度，但如何达到这个目标，需要有桥或船。我们先动手改革四大国有银行，但改不动。后来决定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选用不同模式，建立各类新型商业银行，如在交通银行将国家股、企业股和个人股组成股份公司，政府和国有企业联合参股成立广东发展银行、福建兴业银行，创办全企业股模式的招商银行，创办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深圳发展银行。当然，也有些改革走了弯路，没有达到目标。在商业银行改革方面，由于20世纪80年代投资饥饿症严重，宏观调控压力大，我们借鉴了日本等国的经验，建立了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制度。90年代建立资本市场时，则较多地借鉴了美国和香港地区的经验。在中央银行体制建设上，采纳各家之长，汲取了各国中央银行的有益做法。改革往往是“逼上梁山”，此路受阻，另寻他路，最后达到商业化、市场化的目标。[5]何平等人运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从制度互补的视角将国有银行改革置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之中，从金融、企业与政府的相互关联性讨论国有银行改革。指出，实践表明，国有银行改革是整体社会经济改革的一部分，在每一阶段，金融、企业和政府三者是同时互动的，只有在政府部分转换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