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分析、底层收益与社会再造.pptx.ppt

中山大学哲学系 吴重庆 在底层社会获得的这些革命收益中，我们看到了革命在推翻旧的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后给农民带来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利益，补偿了农民在摆脱熟人社会、宗族网络之后参与革命时所付出的代价和所冒的风险。同时，也看到了一个新社会的端倪。 五、再造一个新社会 能否让农民在革命中获益，这是能否成功进行革命动员的关键。为了使这种获益具有持续性，就必须建立一系列制度加以保障。而这也是根据地建设中再造一个新社会的过程。 以下分四个方面阐明中国革命中的苏维埃是如何再造一个新社会的。 第一，政治选举。 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将农民从革命中获得的政治上的利益算为“最大的利益项”，如何让底层社会在政治上翻身，选举出各级苏维埃代表，是苏维埃工作的头等大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确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性质“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所以，选举各级苏维埃代表时，必须同时有工人和农民代表。但是在中央苏区，农民占绝大多数，到哪里去寻找工人呢？结果是中央苏区里少量的手工业者及其家属都被当作了“工人”。即便如此，“工人”的人数还是大大少于农民，为了追求工人和农民代表在人数上相当，结果是工人当选苏维埃代表的比例大大高于农民当选的比例。 虽然“一切苏维埃工作服从革命战争的要求”，但是群众并不是革命战争机器上的一个零部件，苏维埃工作的开展必须充分突显群众的政治主体性，让群众从社会底层走上政治参与的前台，获得政治上的翻身解放。正如毛泽东所说：“每一项革命工作的竞赛，不管是上级指示的或本乡发起的，都要经过乡代表会议的讨论，村群众大会上与各代表小单位群众会上的报告。” 第二，社会组织。 革命瓦解了农村的熟人社会和宗族社会的各种社会及文化网络，农民脱离了对各种地方性社会关系的效忠，俨然成为原子化的个体。而革命在破除农民的地方社会关系之后，又及时地将他们纳入一个超越了血缘和地缘的更为广阔的新的社会网络之中。 毛泽东在《才溪乡调查》中说：“将乡的全境划分为若干村，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的领导，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 《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里都列举了设立于乡苏维埃下的一系列委员会，分乡和村两级，是辅助乡苏管理各种专门工作的群众组织，吸收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为委员，每个乡代表都要加入一个或者两个委员会。 如长冈乡“乡苏下的委员会”计有十五个之众，如扩大红军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土地登记委员会、山林委员会、建设委员会、水利委员会、桥梁委员会、国有财产委员会、仓库保管委员会、没收委员会、查田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卫生委员会、防空防毒委员会、筹备委员会。 这些“乡苏”下属的各类委员会的职能虽然主要服务于战时社会动员，但同时也提供了农村生产生活所需的“公共产品”，是对革命前宗族职能的及时替代。 除了上述的“乡苏下的委员会”外，还有工会、贫农团、妇女会、儿童团、互济会等群众组织。 在当时的中央苏区，找一个与“组织”无关连的人并不容易。值得一提的是，在大量青壮男子被动员去参加红军的情况下，活跃于各类社会组织的主角其实是妇女。我们也由此可见中国革命对妇女的真正解放。 第三，经济合作。 毛泽东说：“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 在战时状态的中央苏区，“扩红”（扩大红军）是一项紧迫的政治任务，青壮男子基本都当红军去了。由于劳动力紧缺，农业生产明显受到影响，亟需开展生产合作 为了相互调剂紧缺的劳动力，当时成立了劳动合作社和耕田队，优待红军家属、群众之间互助和帮助孤老。 另外一种生产合作就是《长冈乡调查》介绍的“耕牛合作社”。 其次，虽然革命后出现“百物都便宜了”的现象，但这并非表明中央苏区物资丰富。随着地主富农这批有消费能力的人群在革命中被悉数打倒或者出逃，中央苏区的市场瞬间供过于求，导致物价暂时跌落。由于农业产出不足以及接踵而至的白区对苏区严厉的经济封锁，苏区生活物资短缺，亟需开展消费合作。 才溪乡的消费合作社则进一步细分有油盐肉合作社、布匹合作社、豆腐、糖果、猪子合作社。 才溪乡还成立粮食合作社（原名“粮食调剂局”）。 还有致力于社会救济的互济会。 第四，文化革新。 中国革命在瓦解旧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同时，也造就出新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这是一个细致的相互配套的系统工程。也因此，才能给底层社会带来翻身得解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