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的女性 阿拉伯文学论文.doc

“家”中的女性———《激流三部曲》与《宫间街三部曲》中的女性形象比较 薛庆国　 内容提要：巴金与马哈福兹的两列“三部曲”对女性的描写颇多相似之处。这些描写既揭示了女性在东方传统社会遭受的歧视与禁锢，也刻画了遭受“外压”的女性对自己实行“内抑”，进而迫害其他女性的畸形人格。两位作家在批判根深蒂固的父权制度同时，又对传统道德表现出某种认同。从两列作品体现的差异可见，马哈福兹的女性观更为冷峻，更接近生活的真实，但也体现了一定的男权意识；巴金的女性观更富感情色彩，并具有浪漫的民主主义思想。关 键 词：巴金；纳吉布·马哈福兹；三部曲；女性 在中国与阿拉伯现代文学史上，巴金（１９０４—２００５）与埃及作家、１９８８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吉布·马哈福兹（Ｎａｇｕｉｂ Ｍａｈｆｏｕｚ，１９１１ －２００６）无疑是两位占据重要地位的文学大师。两位作家几乎生活在同一时代，都是２０ 世纪的伟大见证人，其许多作品都堪称那个时代的史诗。两人都极为关注家庭问题，并都以家庭为题材创作了各自的代表作———《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与《宫间街三部曲》（《宫间街》、《思 宫街》、《甘露街》）。这两列“三部曲”都成功刻画了大量女性形象，两位作家不仅生动、真实地再现了各自父权社会中妇女的境遇与命运，而且通过对不同妇女形象的好恶臧否，间接传达出他们本人对女性问题及相关社会问题的见解。 在分析两列“三部曲”中的女性形象、评判两位作家的女性观之前，有必要将中国和阿拉伯女性的近现代境遇，置于两个社会的传统文化背景下加以考察。在中国，孔子和孟子在先秦时期初步奠定了建立在血缘亲情基础上的家族伦理道德规范，但这些规范后来逐渐失去原有的合理内涵，其中包含的人情人性色彩日益淡化，而异化成束缚人性的清规戒律。夫妻间的自然感情被“夫为妻纲”所抹杀，妇女在家中饱受男性的性别剥削。男权社会要求妇女只有顺从的义务，而完全剥夺其平等的权利，“男人可以妻妾成群，女性却要从一而终，男性可以嫖妓风流，而女性却不能接触除丈夫以外的任何男人，一旦与他人关系暧昧，便为整个社会所不容，即便丈夫死了，她也要为他守节”（曹书文 ７３）。 在阿拉伯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同样可以追溯到古代，然而其在现当代的影响却更为深远。作为歧视妇女之标志的戴面纱和一夫多妻制虽是源自蒙昧时期的社会习俗，但在伊斯兰教兴起后依然得以保留，并被赋予宗教上的合法性。此后，男性又以保护妇女为由，将妇女幽闭家中，彻底剥夺了她们参与社会生活的各种权利。阿拉伯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卡西姆·艾敏在１９ 世纪末指出： 专制统治带来了这样一个后果：强悍的男人歧视软弱的女人。……她在男人面前丧失了人格，世界之大，却只有家中隐蔽的角落才是她的容身之处。妇女被认为应该是无知的，应该蒙上黑暗的面纱。男人把她作为寻欢作乐的工具，随心所欲地玩弄，随时又可弃若敝屐。他为所欲为，她只能奴颜婢膝；他拥有知识，她只能与愚昧为伴；他精于算计，她只能笨拙呆滞；他面前是明亮广阔 的天地，她只能面对黑暗的牢笼；他可以发号施令，耳提面命；她只能唯唯诺诺，忍声吞气；他拥有这世上的一切，她只是这一切中的一小部分。（卡西姆·艾敏 ４５）可悲的是，从１９ 世纪末至今，在埃及以及阿拉伯世界的许多地方，尽管要求妇女解放的呼声不绝于耳，但妇女解放的议题却常常遭遇逆流，成为至今悬而未决的时代难题。对女性的歧视与禁锢，在２０ 世纪初的中国与埃及体现得颇为相似。因此，巴金和马哈福兹笔下的女性，大多以不幸弱者的形象出现。在《激流三部曲》中，无论是家中看似养尊处优的小姐、少奶奶，还是出身卑微的丫鬟婢女，都难以逃脱封建专制家族的压制与摧残。痛苦与不幸是女人的宿命，难怪那个总是用三从四德教育女孩子的周氏也会感叹，“我只求来生再不要做一个女子”（《春》，６７）。小说中灵与肉都受封建传统束缚的中国女性，被迫缠足、蓄发，她们不能在街上行走，否则“给人家看见像什么样子，简直失了大家的闺范”（《家》，１８），以至于身为长辈的周氏一辈子连城门也没有出过。冯乐山等“孔教会”的遗老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就连温和的母亲张氏也认为女儿淑英“与其读英文，还不如学做几样菜”（《春》，３８６）。觉慧鼓励琴上“外专”学习新知，然而琴却有自己的苦衷，因为她读“女师”已让母亲受了不少闲气，“进学堂已经够了，还要进男学堂，同男学生一起上课！你们想，我们的亲戚中间有哪个敢说这件事是对的？”（《家》，１８）。至于鸣凤、婉儿这样的婢女，更被剥夺了做人的权利，高家的主人可随心所欲地把她们作为礼品，送给风烛残年的富绅冯乐山做小老婆。几乎与此同时，《宫间街三部曲》里的埃及女性也都蒙着面纱，幽居深闺，绝对掌握在男人手里的休妻权使她们永远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