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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循环：简析美国海军水面战训练的成与败 　　编者按：国际海事安全中心2016年4月6日在其网站刊登了美国海军退役水面战军官，俄亥俄大学博士史蒂夫-威尔斯的署名文章，分析美国海军水面舰队在军官训练方式上的改革动因及其失败缘由，提出“尊重历史，人机兼顾”的培养主张。 　　美国海军水面舰队高层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尝试改革，并最终在2012年启动了“初级部门军官教程”（BDOC）项目。在这个过程中，并非所有的改革尝试都考虑周全，例如在2003年停止“水面战军官学校部门军官教程”（SWOSDOC）就被认为是失策之举。在21世纪初期及中期“转型”浪潮的推动下，改革以减少人事开支为指引，力求从服役源头优化上舰军官，提高水面战军官的保有率。水面战军官学校的军官教程曾被计算机训练（CBT）所替代，未服役的水面战军官直接从不同的任命渠道分配上舰。这一改革最终被证明是失败的，正规的院校训练逐渐回归。2012年，CBT被终止，即将上任的水面战军官在任命前后必须接受传统的初级和高级部门军官教程训练。分析此次改革的失败可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事实证明，以追求创新为目的的改革是错误和缺乏远见的，充分了解水面战训练的历史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2003年之前的水面战训练 　　水面战训练历来是学徒式的，新军官首次上舰先处于试用阶段，直到同僚、上级尤其是指挥官评估其具备胜任资格和专业技术能力。二战前，几乎所有军官都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USNA）。但在二战结束前，战争中任命的预备役军官数量大大超出了常规毕业的军官（美国海军学院几乎所有的毕业生），其比例达到了5.5：1。战争对军官的需求超过了美国海军学院的供应能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海军预备役军官训练团（NROTC）和候补军官学校（OCS）持续为舰队培训了大量新服役的军官。 　　随着军事技术的高速发展，美国水面舰队对新军官的能力要求也不断提高。潜艇和航空兵部队需要的技术人员超出了美国海军学院的授课范围，因此设立了相应的专业课程来培养能胜任潜艇和航空兵工作的军官。冷战期间，雷达、声纳及数据处理、网络（如美国海军战术数据系统）等技术的发展对水面舰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0世纪40到50年代，水面舰队军官的训练方案无法适应技术的进步，能为现役军官提供的专业技能训练课程极为有限。与美国海军学院毕业生不同的是，从非军事院校应征入伍的军官在美国海军后备役军官训练团训练后没有经过大量的专业技能训练就委以重任。后来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大卫?耶利米上将1956年从俄勒冈大学毕业后加入美国海军，仅学习了三张操作指南表后即被任命为舰艇值日官。一位舰长对测试美国海军战术数据系统的技术军官抱怨道：“不需要计算机告诉我怎样做，更不是计算机来发射我的导弹！”在如此惧怕和抵触创新的环境下，美国海军水面舰艇军官亟需额外的专业技术训练，使他们能够掌握新武器、传感器和相应数据链设备的操作技术。 　　1961年7月，在时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兼水面战部队司令阿利?伯克上将的支持下，美国海军在罗德岛州纽波特成立了驱逐舰军官学校，即现在美国海军水面战军官学校的前身，用于“提升初级美国海军舰艇军官的战备能力和战术技能”。驱逐舰军官学校成立后首先训练的对象是部门领导，在此之前他们身居要职却从未接受过专门的技能训练。 　　驱逐舰军官学校的成功促使舰队对新上舰的军官开展类似的技能训练。1965年，美国海军协会月刊《Proceedings》杂志刊登了美国海军中尉罗伊?史密斯撰写的有关新军官上舰后面临诸多难题的文章。史密斯写道：“作为‘职业’的美国海军军官，除专业技能外，还应掌握先进的、不断发展的工程、武器和电子系统知识，了解复杂的战术和操作程序，以及适应日益严峻的美国海军管理体系。”他认为，应当开设更为正规的课程训练，“在刚开始的4年任期内先进行为期6～12个月的专业技能训练”，“职业生涯前经过专业技能训练有助于提高军官能力，也能减少对短期技能训练学校的需求。” 　　1970年9月，在时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艾莫?朱姆沃尔特上将的推动下，美国海军开设首个水面战军官学校课程，对24名军官进行了操舰训练。朱姆沃尔特十分重视高效水面战军官队伍的建设，上任不久即成立了多个由初级作战军官组成的预备小组。这些小组直接向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汇报调研结果，其中一些直指水面战集群的要害。他们提出的100多条建议包括“严格标准制度、改进教育机制等，还将水面战部队比作‘被潜艇撞伤的海豚和折翼的飞行员’。”尽管1970年初级水面战军官的超期保有率只有14%，朱姆沃尔特还是迅速采纳了这些建议。1970年4月，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要求美国海军人事局创设水面战标识，并在次年改进水面战军官资格程序，要求新上任军官在获得水面战军官资格前必须上舰服役1年。而后在1974年11月推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