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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公民道德教育的思考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00） 　　摘 要：发达经济体在社会转型期间，社会问题频出，这些在公民道德教育的上走过的弯路和经验将对我国当前的公民道德教育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关键词：公民道德；自律；诚信 　　罗马并非一日建成，公民道德养成并不能短时间养成。发达国家的良好社会公共秩序也是逐步形成的，在类似中国目前经历的新常态下社会转型时期，美德韩等发达经济体社会也曾出现种种社会道德问题和危机。 　　在经历了二战血与火的洗礼后，德国在如何清洗法西斯对社会道德侵害，唤起人们优良品德和良知上做了不少努力和大量有益的工作。著名德国教育理论家鲍勒诺夫提出了“朴素道德”的新德育观，告别否定一切道德的时代，向人们提出重建新道德，挽救德国的历史任务。鲍勒诺夫认为，朴素道德具有自然健全性，是基于人类社会生活本身的，不在于抢占道德制高点，而是确立普通人的道德观等。德育只有坚持培养朴素道德，才能为学生建立真正的高尚道德打好良好基础。 　　公平与公正，对国家和社会有负责感，有集体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等等，这些都在德国道德教育规范中可以找到。通过这一套道德教育，有利于未成年人培养良好的道德素质，远离偏激和不良思想。德国现代教育理论认为，德育的目标应为塑造品格，品格对人的行为意识和精神状态会产生重要影响，品格养成不可能与生俱来。德国人认为，道德教育应该陶冶人格与精神，注重培养责任感、互助精神，对善恶美丑的判别能力，培养民主和爱国精神。遵纪守法，克己奉公；了解公民的社会责任。德国拜恩州的社会科与历史、地理、教育、社会、劳动、家政与经济等科目结合，普及社会和国家的有关知识，发挥社会性和政治性教育作用，德国人从小培养成为承担社会生活赋予责任的公民。 　　作为东亚较发达的经济体，韩国历来重视道德教育，把公民道德教育视为国家存亡兴衰成败的根本。早在建国之初，韩国就在学校教育中开设了德育课，确立德育立国之本的首要地位。重视公民道德教育，把公民道德教育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发挥公民道德教育营造民族精神的重要基石作用。纵观韩国历次教育改革，不难发现其中的重要特征就是从不忽视道德教育。例如，1992年公布的第六次课程改革方案，设定目标为培养有主体精神、创造精神和有道德的韩国公民。为引领二十一世纪的信息化、开放化、国际化做好准备。韩国第七次教育课程改革的方向明确说明“为主导二十一世纪的信息化、全球化时代，必须培养具备自律精神和创造性的韩国人”。面对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韩国不会固守本国传统文化，也不会盲目照搬照抄西方文化，抛弃本国固有传统文化。结合本国国情，韩国对东西方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并创造性地发展本国的公民道德教育，既保持了本民族的民族文化传统，又吸收了西方文化的优秀成分，使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有机结合，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上世纪初生产力快速发展，美国社会物质财富迅速增加，维持了长达7年的“柯立芝繁荣（Coolidge prosperity）”。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美国的比重已经超过了48%，确立了强国地位。经济迅速发展，放任资本的逐利性带来的无序竞争和对社会责任的无视，教育改进滞后于经济发展的脚步。经济大跨越与社会生活与道德紊乱相生并发。美国民众的消费价值观发生了巨大转变，消费主义道德观和享乐主义生活方式成为社会主流。传统的新教徒道德准则渐渐给忽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的道德准则尚未确立，此时盛行的拜金主义和提前过度消费成了随后的经济大萧条的导火索。 　　在凯恩斯理论的引导下，国家一直借扩大内部需求的宗旨，出台相关政策，积极鼓励民众的消费行为也转变为鼓励人们积极消费和超前消费，享乐消费和炫富炒作自然会频现。在经济短时期繁荣时期，旧的道德秩序已经被抛弃和打破，政府并没有引导新的社会道德秩序的确立，因此美国在“柯立芝”繁荣时期里，道德却处于迷惘时期，政府道德建设与公信力建立成为了社会道德发展的重要问题。 　　20世纪初，美国受到了城市化运动的影响，城市人口已经突破5400万，占总人口的51%。快节奏的城市化生活，导致了人员流动性大，人们相互之间交流少，利益关系强烈和工作压力较大等现象。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人们会简单粗暴地以消费能力来对其他人进行评判。在城市化的生活中，人员流动快，附近缺少熟悉的亲朋好友。人们缺乏工作上的成就感和自豪感，个人价值更直观地体现在赚钱能力和消费能力的高低。在高度发展的企业里，管理更加严格，人们生活枯燥乏味，压力山大，严重缺乏精神放松和自由。社会文化快餐化和娱乐化满足了这一需求，流行音乐、快餐式综艺影视娱乐业迅速繁荣。 　　美国在战后受到了进步主义者前所未有的挑战。战前的美国人对于个人和公共领域的界定已经有了很清楚的划分，美国人对于不同的领域需要建立相应行为规范有了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