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城市人：以人为本的城镇化_58644.doc

再谈“城市人”：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梁鹤年 加拿大 2014年8月 摘要 继“城市人”一文（《城市规划》，2012年第7期）本文讨论“城市人”规划理论的价值观、贡献和实践。它的价值观是以人（人性）为本的城镇化；理论基础是亚里士多德的“城邦起源于保生存，成于求幸福”和亚奎那的“自然之法是自存/共存的平衡”。它的贡献是为市场提供准确的供求信息，为政府提供道德的引导方向。它的实践集中于一个上令下达、下情上达的民主规划机制。 Further Discussion on Homo-urbanicus: Human-based Urbanization Hok-Lin Leung, Queen’s University, August，2014 This is a continuation of the earlier article “Homo-urbanicus”(City Planning Review, 2012, #7). “Human-based” refers to a value-orientation towards human nature, both its rational and material dimensions.Drawing from Aristotle’s “State was formed to make life possible, it exists to make life good”, and Aquinas’“Natural Law of balancing self-preservation and living-with-others” ,this planning approach is predisposed to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and can facilitate both the market and government to move toward an efficient and equitable city. 《城市人》（Home-urbanicus）一文（《城市规划》2012年第7期），引起不少同行注意，对“城市人”规划理论的开发提出不少建议，可归结为三类：1、“城市人”规划理论的价值观是什么？2、对城市规划有什么贡献？3、怎样去实践？ 先回顾下《城市人》一文的摘要，如下。经济学的“经济人”和道萨迪亚斯的“人居科学”启发出“城市人”理念——一个理性选择聚居去追求空间接触机会（以下简称为空间机会）的人。规划工作是匹配“城市人”（主要以年龄、性别和生命阶段为变量）和典型人居（主要以人口规模、结构【我在《城市人》一文用“人种结构”不大切题】和密度为变量）。“城市人”可以作为解释城市空间现象的理论砌块。 在“旧概念与新环境（三）：亚里士多德的‘变’” （《城市规划》2012年第9期）我又演绎了“城市人”的典型类别以及各类“城市人”的基本属性和偶然属性；谈了城市现象变化的因果（“潜质”到“实现”过程中的因果链带）和规划的杠杆——以人为本（以人的本性和人类的共性为本）。此外，也点到了“城市人”应有的好习惯、规划者应有的美灵魂。 城市规划理论的定义 先让我表白对“城市规划理论”一词的解读，可分为“城市”、“规划”、“理论”三部分。 “城市”，在城市规划的字典里，都是引用英语的“urban”(urban planning)或“city”(city planning)。“Urban” 与“city”来自不同字根，带有不同意识。“Urban”出自拉丁文“ urbs ”，指一个有城墙的城市，以帝都罗马城为首；更常用作形容词，指一种带有城市气质（时髦、人工化、吹毛求疵）的生活方式。“City”出自拉丁文 “civitas”，指人类聚居之所，规模无分大小；也指 “公民”（citizen），特别是公民的权利和公民的结社（城邦）。我喜欢“city”的字根，因为它跳出以人口和空间规模去定义城市的桎梏，并突出“以人（居民、公民）为本”的价值取向。中文“城市”一词以“城墙”和“市集”去定义城市，聚焦于建筑形式和经济活动；又以“农村”去对应“城市”，也就是以产业类型（“非农”）去定义城市。我关注的城市（city, civitas）是人类聚居之所（人居），不管是什么人口规模、建筑形式、经济模式或生活方式。这是典型的亚里士多德思路：“城市，让人生活得更美好。”至于，什么是生活得更美好，美好生活与城市和城市规划有什么关系乃就是“城市人”规划理论的主题了。 “规划”，作为名词，是未来行动的指导方案；作为动词，是制定和实施这方案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