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墙下思考政体与治理_58660.doc

在柏林墙下思考政体与治理 2014年11月9日是柏林墙倒塌25年纪念日。德国政府在柏林墙的旧址用白色的发光气球布置了一堵象征性的墙，计划以放飞气球的方式重现柏林墙倒塌的盛景。在迎接吉日到来的期待中，许多人也不禁会想起当年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中的观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构成了世界历史的终结点。 “福山的话只说对了一半，资本主义也许胜利了，但现在还不能说自由民主也取得了胜利。”11月7日，我坐在距离柏林墙不远的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一个会议室里，听沃夫冈·默克尔教授发表高论。 他主持的这个研讨会名字叫做“是什么让威权主义的新形式如此迷人——重新思考威权主义和民主统治的阴影地带”。 默克尔教授回顾了一下近年的世界形势：“阿拉伯之春”目前纷纷迎来“复辟”，经历“第三波民主化”的许多国家纷纷发生朝向威权主义的“退化”，而像中国这样的“非自由民主国家”正在崛起，对许多国家会起到“不良”的示范作用；而对欧洲触动最大的其实是两个事例：第一是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而普京的“选举式威权主义”在俄罗斯国内居然大受欢迎；第二是匈牙利的欧尔班总理宣布匈牙利不要“自由民主”，要“基督教民主”，震动欧盟诸国。这两个国家都存在选举，但政治强人通过选举而崛起，并在选后限制媒体，打压反对派。 翘首以待“虚拟柏林墙”倒塌的人群。作者摄于柏林。 这个会议实际上是默克尔教授所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的成果总结和汇报。他们首先将“民主/专制”的二分化细化为“内嵌式民主/有缺陷的民主汉语世界亦有“有保留的民主”、“不完善的民主”等译法)/选举式专制/封闭式专制”四分法——值得一提的是，默克尔教授自己就是“有缺陷的民主”这一概念的首创者之一。 “有缺陷的民主”和“选举式专制”处于“民主”与“专制”之间的阴影地带，过去的一些研究将二者相等同，默克尔教授的团队对二者作出了区分： “有缺陷的民主”虽然在选举上存在竞争性不足、不够公正等问题，但对于宪政价值相对比较尊重的；而“选举式专制”的最大问题是对宪政价值不尊重，如限制言论、结社、示威游行之自由，因此即便有形式上的多党选举，选举在实质上也成了威权统治的工具。 但他们也承认，在实践当中，二者的界限十分模糊。按照这个四分法，俄罗斯和匈牙利都可以算入“选举式专制”，因为两国政府这几年都对媒体和NGO的活动进行了限制。而中国与朝鲜、沙特、卡塔尔等国家一起，被归入最纯粹的“封闭式专制”。 研究小组用了三个概念来探讨威权主义政体的生命力，分别是“正当化”,“吸纳”与“压制”。 “正当化”处理的是一个政权如何营造自己的正当性，如诉诸经济发展的政绩、民族主义、贤能政治等； “吸纳”探讨政权如何从社会中吸纳自己的支持者，并对全社会形成示范效应； “压制”则涉及到对潜在和现实反对者的控制和惩罚。 在两天的时间里，研究小组的成员用这个框架探讨了俄罗斯、土耳其、中国、新加坡、匈牙利以及卷入“阿拉伯之春”的中东北非诸国。基本的观点当然是：威权主义政体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甚至在很多方面处于进攻态势。这相比于过去那种一厢情愿地认为所有非民主政体正在而且必将转型的“转型范式”来说，当然是一种更为现实的姿态。 然而，研讨会的多数报告很难与会议的题目“是什么让威权主义的新形式如此迷人”真正对应上。听众只能听到一堆马基雅维利式的权术，根本感觉不到这些政权到底有什么吸引人之处。 如果有例外，可能是两位研究新加坡和中国的欧洲学者的发言，他们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持相当理解的态度，尤其是中国研究专家顾克礼教授，认为中国政府与互联网的关系绝不是大多数威权政体的研究者假设的敌对关系，实际上，中国政府很好地利用了互联网来建立民意收集和政策反馈机制，力求及时对民众的需求作出回应；中国地方政府层面的政策创新也层出不穷，以回应当地民众的需求。顾克礼甚至说，中国政府在许多领域对民众需求的回应是比较成功的，以至于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民众过度索取的情况。 然而，当顾克礼做报告的时候，其他欧洲学者基本是一脸茫然，讨论时所问的问题也非常初级。我事后反思，觉得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欧洲学者对中国不了解，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顾克礼在陈述的时候，脱离了“正当化”、“吸纳”与“压制”的三维框架。所谓对民众需求的回应性，在这个三维框架下只能是放到“正当化”下面讨论，一旦讨论“正当化”，一个普通的欧美政治学者肯定会把重点放在冷冰冰的“经济发展”和“民族主义”之上，而不会继续分析“经济发展”中本身就包含着对民众需求的回应，更看不到在冷冰冰的GDP数字之外，政府通过提供日常公共服务，满足民众的诸多需求。 也许顾克礼教授自己都没有充分意识到的是，一旦提出“如何回应民众需求”的问题，形式主义政体观的局限性就暴露出来了。 从形式主义政体观来说，中国与索马里都被算成威权主义国家。但政体形式不会告诉我们，索马里是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