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清史_54324.doc

刘小萌：关于新清史的几点看法一、 新清史究竟“新”在何处？ 　　罗友枝(Evelyn S. Rawski)于1996 年发表《再观清朝: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反驳何炳棣1965年《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中对汉化的强调，由此又引发后者发表《有关汉化问题的再思考:对罗斯基“再观清代”一文的回应》。这两篇文章，成为新清史出现的重要标志。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美国学术界对清史研究的升温，出版了伊芙林·罗友枝《清代皇廷社会史》，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孤军》、《透明之镜：清朝皇族的观念》，埃德伍德·路斯(Edward J.M. Rhoads)《满与汉：晚清到民国时期的民族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马克·欧立德（Mark C. E11iott）《满洲之道：清朝的八旗制度与民族认同》等一批有影响的著作。他们的研究，从理论方法到具体观点，都令人耳目一新，在中国清史界很快引起关注1。 　　既然是“新清史”，首先应澄清的一点，就是究竟“新”在何处？有些学者将“新清史”的主要特点概括为，一是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王朝的区别，强调清朝统治中的满族因素，一是重视利用满、蒙等少数民族史料。我认为，这种概括不准确。上述两特点，中日学者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已有长期实践，尤其在利用满文、蒙文文献考证史实方面，均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2。无视学术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和成果，将两特点作为一种“新”的发明而归功于新清史，这种说法是否合适，答案不言自明。更何况，即使是在西方，早年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有关东北边疆与满族的论文，也已提出类似新清史有关清朝满族性的观点。 　　当然，澄清上述事实，并不是要否定新清史的倡导之功。在从满族角度研究清史、利用满文文献研究八旗史方面，中日学者固然起步甚早，成果显著，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共识。以往国内一些学者论到清史，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站在汉族立场也即王朝正统的立场上，不妨把这种立场概括为“汉族中心论”。基于这种立场，清史中的满族，通常只占很小比重。不少学者，对满族在清朝史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对满族制度（八旗制度、内务府等）与文化在清朝史中的深刻影响，缺乏应有关注；对满文等少数民族文献的重视，则长期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学者范围。然而，当新清史提出上述观点时，情况不同了，国内一些学者，颇有茅塞顿开之感，推其波而助其澜，以“汉族中心论”为代表的陈旧观念，则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清史在校正清史研究的发展方向方面，确实功不可没。 　　为什么新清史会产生如此大影响？挟美国强势文化之余威固然是一个原因，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在新清史的话语系统中，强调满族与满文文献的重要性，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提法，而是从其环环相扣的逻辑关系中导引出的一种方法论要求。这一逻辑关系或可概括为：清朝是满族建立的王朝，其统治带有不同于汉族王朝的鲜明特点；满族不仅是中原汉族的统治者，同时也是东北亚诸多民族的共主。从这个角度讲，重视满族与满文文献，乃是上述逻辑关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话说回来，美国新清史究竟新在何处？我以为，与中日研究相比，新清史的优势主要表现在理论方法、研究角度和观点创新。 　　第一，理论方法。近二三十年来，西方史学无论从理论还是研究方法上都发生不断变化，新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旧观点则不断更新甚至淘汰。新清史的理论创新，集中表现在用族群理论解释满族历史和满族特有的八旗制度方面。 　　第二，研究角度。新清史的关注点，主要有满族形成、满族认同、八旗制度、清朝特色、统治模式等。而广义的新清史，其实并不局限于对满族与八旗的研究， 还包括对清帝国的“尚武”与军事扩张、物质文化与精神世界、公私领域的构建与互动、社会性别研究等3。不过， 把清朝的“满族性”作为其研究重点，应无疑义。新清史试图扭转以往对清朝的传统认识，更注重把满洲（满族）而非汉族作为研究中心（主体），更强调满族对清帝国所作的贡献。与此同时，更关注满族主宰下的多民族关系与多元文化的互动。这一角度，有助于矫正“汉族中心论”的认识偏差，从整体上评价满族在清朝的地位；有助于摆脱清朝史等同于中原王朝史的成见，并使众多边地民族跻身于历史大视野焦距下的中心。 　　第三，研究观点。新清史提出一系列新观点，大多比较宏观。其宏观既表现为研究专题的从“大处着眼”，也表现为一些学者将清史置于世界史和比较史的范畴内，与其他领域的学者共同讨论帝国、现代化、殖民、身份等问题。例如，濮德培(Peter C. Perdue) 在《中国向西进军：1600-1800年清朝对欧亚大陆中部的征服》（2005)一书中，有关满洲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比较。 　　新清史提出的一系列观点，以其新颖而风靡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