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要担当民族复兴的责任.doc

中国知识分子要担当民族复兴的责任 ——读司马光《资治通鉴》随想 张文木 【内容提要】人的思想及其理论一旦脱离实际，学风也就随之堕落，接踵而至的就是国家的衰落，而有生命力的思想崛起又往往是以物质社会的衰败为代价的。研究表明，公元一千年前后，欧洲经济处于最低点，而中国宋朝经济已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巅峰，其哲学成就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与此同时，人的认识离实际却是渐行渐远，唯心主义成了意识形态的主流，空议之风大盛，随之而来的就是国家的衰落。为了“补天”，司马光写作《资治通鉴》，全书因事命篇，直面矛盾，以周天子导致国家分裂、诸候雄起的政策失误开篇，记载了长达1362年的历史，一个故事一滩血，没有口号，绝无大话，更无空话。它犹如暗夜里闪电，晴空中惊雷，与当时那严重脱离实际、空论普世理学的学风形成强烈的对比。尽管《资治通鉴》没有警醒沉缅于诗词书画中的宋代朝政，甚至没有警醒做秀成瘾的明代朝政，但它警醒并挽救了中华民族。明亡后，中国大凡有作为的政治家，案头首选多为《资治通鉴》。其中那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实事求是的学风，为后来中国那“一天等于二十年” 的迅猛崛起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作者简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北京 邮编：100191） 【关键词】资治通鉴；实事求是；学风；国运 说明：本文是为拙著《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卷）第二版所作的序言，刊发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一期。原题为《沧海桑田，往事并不如风》。 我在2010年底出版的《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一书中卷的自序中，曾说我写前两卷即上、中两卷是在为中国未来经营和治理世界提前做的“资治通鉴”准备[1]。这里我想就《资治通鉴》再多说两句，因为它关乎学风，而学风则关乎国运。 《资治通鉴》出现于北宋（公元960?1127）不是偶然的。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表明“西欧收入在公元1000年左右处于最低点。其水平显著低于其在公元1世纪时的水平，也低于同期的中国、印度以及东亚、西亚的其他地区的水平”；麦迪森同时也认为“11世纪是西欧经济开始上升的转折点”[2]。这就是说，中国宋朝经济已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巅峰，同时也处于世界历史政治转换即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新起点。司马光（公元1019?1086）和他的《资治通鉴》就诞生在这个世界文明新旧转换，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3]的节点上。 遗憾的是，在这个节点上，代表新文明方向的并不是司马光，而是比他晚出生128年的意大利学者但丁[4]。恩格斯评价说：“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5]同是站在历史大转折的节点上，但丁在开辟着世界的未来，司马光则在挽回世界的过去。尽管如此，司马光还是用自己的方式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黑格尔的作用相似，黑格尔用维护德皇国家体制的保守形式，在形而上学笼罩的欧洲意识形态中，为即将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保存了辩证法的思想火种，它最终催生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他们的学说为世界文明迎来了社会主义前途。司马光写作《资治通鉴》的本意在于“补天”，但其中那字字血、声声泪的内容体现出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则挽救了整个中华民族。 国家多崛起于贫寒，衰败于恬嬉。宋朝世风侈靡，国富而兵骄，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还主要是它那脱离实际的浮华学风。 宋代哲学成就曾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与此同时，人的认识离实际却是渐行渐远，唯心主义成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北宋（960?1127）末期周敦颐（1017～1073）及其学生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将“太极”之说推高至普世“天理”，认为理先于事，“天下只有一理”[6]。这时的“理”，类似今天一些人讲的所谓高于具体国情的“普世价值”。这导致宋代政学两界空论风盛：为事者“不事其本，而先举其末”[7]，为政者则“好同而恶异，疾成而喜败”[8]。人取仕途功名的路径与实际经验严重脱节，这使国家许多官员的政治见识多流于“纸上空谈耳”[9]。苏辙（1039?1112）曾向皇帝痛陈：“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为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举今世所谓居家不事生产，仰不养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扰州县，造作诽谤者，农工商贾不与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于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乱，创制立法，功业卓然见于后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万一也。”[10]这种现实与盛唐时那“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11]的情势形成鲜明反差，而与目前中国大学生蜂拥直考国家公务员的情势及其后果却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