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善与教化中国流浪儿童保护史论_45443.doc

施善与教化：中国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史述论 　　广西工学院社科系社会工作教研室 曾桂林 　　内容提要：中国对流浪儿童的救助保护，有着久远的历史，最早可上溯至春秋战国时期。本文将1949年以前中国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事业史依其发展演进特征，大致划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滥觞期，大约为唐宋明清诸朝；第二时期是转型变革期，即晚清民国年间。无论是滥觞期还是转型期，“养”与“教”始终都是关乎流浪儿童健康成长的两项重要内容，因而施善与教化就成了中国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史上两个关注点，这也是它最显著的特点。从滥觞期到转型期的演进历史表明：中国社会对流浪儿童救助保护逐渐由施善趋向教化，教养并重进而替代了重养轻教。施善和教化的相辅相依，推动了中国流浪儿童救助事业的向前发展。 　　关键词：流浪儿童；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儿童社会工作；福利机构与政策；社会史 　　 　　引 论 　　流浪儿童问题由来已久，只是随着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它才日益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严峻的社会问题。其实，流浪儿童古已有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开始有了救助或保护流浪儿童的措施。此后，历代封建王朝也有不同程度地对流浪儿童问题予以关注，实行一些所谓的“慈幼之政”。本文即拟对1949年以前中国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事业的演进历史作一简要回顾，以期对我们今天的救助保护工作有所参考和借鉴。 　　一、流浪儿童救助事业的滥觞期：唐宋明清 　　中国对儿童的救助保护，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易经》中“蒙以养正”，《礼记·礼运篇》的“幼有所长”、“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周礼》中“慈幼”的论述，这既是夏、商、周三代致力于儿童福利事业的朦胧反映，也是中国古代社会儿童救助保护最早的理论源泉。它体现出朴素人道主义对儿童的特别体恤和关爱，由此对推动先秦各诸侯国慈幼事业的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列国就极为重视慈幼工作，有关儿童救助方面的政令已相当丰富。据文献所载，越王勾践就曾制定条规，大力推行慈幼之政，或由国家赏赐财物，或为之雇请乳母，以期达到恤幼的目的。从现存资料来看，管仲的“九惠之教”可能是有关救助保护流浪孤儿的最早、最相近的记载。所谓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病；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1]由此可知，“慈幼”、“恤孤”就是战国时期齐国实施的对流浪儿童、孤儿等弱势群体的慈善救济，这与现代社会的福利保障措施十分相似。 　　两汉时期，文帝、景帝都有“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之举，通过赐粟、给帛等措施让“老耆以寿终，幼孤得遂长”[2]。汉武帝时，对孤独幼童等特殊困难人群的慈善救助举措也相当频繁。南北朝期间，萧梁始在建康设立赡老恤孤的孤独园。“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县咸加收养，赡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身。又于京师置孤独园，孤幼有归，华发不匮。若终年命，厚加料理。”[3]孤独园的设立，在中国流浪儿童救助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直接下启了唐宋的悲田养病坊、福田院。 　　唐代的悲田养病坊是古代第一个比较完备的专门矜孤恤贫、敬老养病的慈善机构。从武周时期开始，长安、洛阳及地方各道、州的佛寺中就广为设置。到唐玄宗开元年间，养病坊又有了新的发展。“至二十二年，断京城乞儿，悉令病坊收管，官以本钱收利给之。”[4]唐政府对佛寺这种善举从经济上给予了资助，救济了长安城许多无着的流浪儿童。此后的百余年，悲田养病坊仍归佛教主持经营，并且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直到唐武宗会昌废佛，令僧尼还俗，并没收寺院财产，悲田养病坊才一度废弛。不过，李德裕旋上疏奏请允拨一部分寺产给悲田坊，继续救助各地的流浪孤儿。 　　两宋是中国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朝廷相继设置福田院、居养院、慈幼局等社会福利机构，对流浪儿童实施救助保护。北宋时期，一些贫困之家迫于生计，常将新生婴儿弃之于野，或溺之于江。为革除这种陋俗，仁者善士广泛倡议拯救幼婴，由此，宋政府亦设立专门的收养机构——举子仓、慈幼局和婴儿局等。在专门的慈幼组织出现之前，至和二年（1055年），宋仁宗就曾下诏：“访闻饥民流移，有男女或遗弃道路，令开封府、京东、京西、京畿转运司，应有流民雇卖男女，许诸色人及臣僚之家收买，或遗弃道路者，亦听收养。”[5]随后，又因袭唐代悲田养病坊的旧制在东京城郊设置福田院，起初只有乞丐和残疾者沾其恩泽，随着经费的丰裕，也收养一些身处困境的流浪乞儿，成为当时京师规模最大的慈善救助机构。熙宁二年（1069年）冬，东京大雪，神宗乃令于福田额外拨钱收容老幼贫病无依者，供养至翌年开春。其诏曰：“京畿内外，值此寒雪，应老疾孤幼无依乞丐者，令开封府并拘收分擘于四福田院注泊，于见今额定人数外收养，仍令推判官、四厢使臣依福田院条贯看验，每日特与依额内人例支给与钱养活，无令失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