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1886年的明治维新与中国1898年的戊戌变法_42008.doc

日本1886年的明治维新与中国1898年的戊戌变法，变法时间、变法前国情、变法目的等庶几近之，结果却有天壤之别。日本经过变法国力愈强；中国经过变法，国力愈衰。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多多： 第一， 治维新接近于全民运动，社会各阶层都被发动了起来，德川幕府的守旧势力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已经失去了藏身之所，不让它覆灭都难。中国的戊戌变法几乎是几个“君子”孤军作战，没有社会基础，社会主体力量没有发动起来，多数民众完全不知道变法的意义何在，更谈不上支持变法。表面轰轰烈烈的维新实际上浮在空中，很快烟消云散。 第二，日本的明治维新，力量来自于政权难以涉及的周边地域，他们在维新之前就已经脱离德川幕府管束，他们通过海外贸易秘密筹集资金与军火，培训各方面人才。这一切德川幕府不是不知道，是无能为力。干柴一旦遇到火星，燎原之势就难以阻遏了。变法的力量全部集中京畿之地，偌大中国周边地区几乎与变法无关。如此变法，要成功何其难也。 第三，日本有一个可资利用的王牌－－天皇，明治维新是打着明治天皇旗号的，所有维新志士都麇集在天皇麾下。天皇具有无可限量的号召力与凝聚力。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天皇已经名存实亡，打出天皇这张牌，多少有些复古意味，日本人是个怀旧意识强烈的民族，天皇发布诏谕，无不响应。可以说，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是强有力的。中国戊戌变法的情形大相径庭，光绪皇帝几乎等于傀儡，毫无作为。作为满族皇帝，也难以乞求他具有什么了不起的感召力或凝聚力。他自身难保，遑论策划变法。谭嗣同与虎谋皮，劝袁世凯杀荣禄，谋皮不成反而丧命。 第四，明治维新聚拢了一大批能人，包括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等，这些人绝非康梁可比，他们都是实干家，做事周密，组织能力强。德川幕府耍“奉还大政”鬼把戏（为的是延缓时间，以行反扑）时，维新志士们及时戳穿了阴谋，把兵力集中到京都，准备起事。1868年1月3日，维新武装力量包围住皇宫，提出“王政复古”这一深得民心的政治口号。戊戌变法志士的智商不一定低，但他们多为白面书生，仅依靠袁世凯这一事就足以说明能力上的不足。康有为写《大同书》分明是在宣传与变法相反的主张。变法者本人都没有看清世界文明发展趋势，失败不在情理之中吗？ 第五，日本变法前已有一定的资本主义积累，德川幕府是腐败与专制的，但这个政府也不是一无是处，在德川统治期间，资本主义还是比中国发展得快，积累得也多。明治维新之前，已经有了诸如三井那样的大财团。三井财团给了维新以巨大的财力支持。中国也有在“洋务运动”中发了财的实业家，但他们并没有给予变法以实际支持。变法决策人两手空空，财力拮据，这一点与明治维新无法相比。 第六，日本是个权威与权力分离的国家，天皇代表权威，执政的幕府代表权力。权威与权力存在一种制约关系。要求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时，权威的作用急剧上升，而权力的作用则急剧下降。德川幕府是在两种作用力变换中迅速崩溃的。换言之，不论德川幕府如何专制，如何腐败，还有天皇这个权威与之分权。中国则是权威与权力集于一身的，慈禧太后既代表权威，又代表权力，是个庞然大物，想搬倒它，只有“造反”。以变法为之非常难。 第七，日本有良好的教育基础，早在安土桃山时代，就基本扫除了文盲，受教育率高达97％，为取得“全民共识”创造了良好条件。文明是要装载在文化容器之中的，人们没有文化就无法接受文明。日本人的文化素质高，显然对社会的变法维新极为有利。中国则没有这么好的教育基础。中国当时文盲率极高，很难接受变法道理，也很难拧成一股绳。变法一轰而起，又一轰而散，犹如一潭死水投进一块石子，激起一片涟漪，涟漪散去，一切复归平静。这也许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 相隔不过30年的两个变法，结果却如此悬殊。茫茫苍穹，天理何在？我华夏子孙的命运为何如此乖蹇？最佳答案 第一、明治维新的起点高，洋务运动的起点相对来讲就很低。明治维新前夕，日本全国手工工场已发展到四个左右，有些日本学者考证，1867年，日本全国手工工场已发展至420个。而且，西南诸藩进行藩政改革中，已经创办起一些近代军用和民用企业，开了近代化之端。资本主义因素在封建经济解体的裂土上迅速增长着。新兴的资本主义势力不仅成了反对幕府活动的支柱，而且在倒幕胜利后成为日本近代化的核心力量。三井家族、坂本龙马、□泽荣一等官商大贾和企业家在财政和军需上积极支持了倒幕势力。明治政府成立后，不断地得到三井、小野、岛田等大商贾和企业家的有力支持。 可是，洋务运动前夕的中国，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大炮轰开其大门之后，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虽然开始了逐步分解的过程，但资本主义因素，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几乎是等于零。这样，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既没有一个新兴的反封建的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