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官场上的两个儒生_37361.doc

明朝官场上的两个儒生 / 谢青桐 2009-12-13 21:48 | 阅读(1854) | 标签: 不要命的儒生, 不识相的儒生 | 字号：大?中?小 （《大明王朝1566》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探讨了，在一个集权体制控制人身、谄媚文化弥漫朝野、官场万马齐喑的时代现实中，真正的儒生还有没有可能“知行合一”地实现他的价值理想？） ? 好久之前，《新京报》的一位朋友向我推荐了一部旧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并再三叮嘱我一定要抽出时间看一下这部长篇电视剧的全剧。很久了，一直忙忙碌碌，没有时间去看，但这事总记在心上。终于在花了两三天时间夜以继日一口气看完四十五集。看的过程果然是欲罢不能。 ? 这里就说说两个人：一个是海瑞，官场上“不要命”的儒生；另一个是高翰文，官场上“不识相”的儒生。 ? 1、海瑞：官场上“不要命”的儒生 ? 全剧围绕着一个特殊的事件，所谓“改稻为桑”。也就是明朝嘉靖年间，由于国库空虚、入不敷出，为了挽救财政危机，被宦官把持的江南制造局跟西洋商人做成了一笔能给朝廷带来丰厚收入的丝稠外贸生意。但若要顺利完成这笔丝稠交易，需要大量的原材料蚕丝。这样，由严嵩、严世蕃所把持的大明帝国内阁执意坚持要把浙江数县百姓赖以为生的稻田改成桑田。在推行“改稻为桑”国策过程中，恰逢淳安县县令海瑞新官上任。这个刚直不阿、气冲霄天的儒家书生不识时务地点燃了正义的火把，刺目的光亮把嘉靖年间黑暗的官府、腐败的朝廷、邪恶的宦官、贪婪的豪强奸商、民不聊生的民间、冤案重重的司法照得原形毕露。在看这部长篇大片的过程中，我特意查阅了二十四史之《明史》、《剑桥中国明代史》和黄仁宇先生专门研究明史的专著，发现历史上根本没有“改稻为桑”这回事。这样，《大明王朝》贯穿全剧的借古说今的用意就不言自明了。所谓“改稻为桑”，不就在暗喻21世纪的本朝官员打着种种合理化旗号，与房地产商相互勾结，中饱私囊、盘剥百姓、侵吞国有资源、丧失道德廉耻的现实吗？ ? 这部戏讲的是明朝的故事，背离历史的成份比比皆是，甚至还有许多史实硬伤。但这不重要，因为它不是什么历史剧，它更是一部人文剧。事实的真实不重要，人心的真实才重要。《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最可贵的价值就是探讨了，在一个帝王独断专行、集权体制控制人身、谄媚文化弥漫朝野、官场万马齐喑的现实世界中，一个真正的儒生还有没有可能“知行合一”地实现他的价值理想？ ? 答案有了，在《大明王朝》里找到了。我把这个答案归结为：通常情况下，是绝无可能的。除非你是政治上的“亡命之徒”，不在乎仕途前程，不稀罕升官加爵，视金钱富贵如粪土，准备今生对不住高堂老母，淮备断子绝孙，并且连死也不惧怕。这样“忠孝不能两全”的儒家仕人，在中国历代都不乏其人。但像海瑞这样极端的“一根筋”的“极端分子”，实属罕见。明明知道朝廷派人到浙江查案只是“点到为止”，“该查的查，不该查的就不能查”，把两个省级官员绳之以法就可以了，可这位海老爷偏偏要穷追不舍，把贪污受贿的案情连根挖出，一直挖到江南制造局、内阁和宫廷，直到嘉靖皇帝宣旨停止这种可能把大明朝国家机器推向瘫痪的“廉政风暴”。因为在嘉靖时代，只要是大明朝的官员，几乎是无官不贪。杭州丝稠商沈一石死后留下的帐册里，每一笔行贿帐目，触目惊心地记载下了这个无官不贪的帝国的真相。这个“亡命之徒”海瑞，更胆大包天的举动是，冒死向皇帝进谏上奏疏，批评嘉靖皇帝“二十年不上朝，外用严党，内用宦奴。名为玄修，暗操独治。一意搜刮天下民财，以家奴治天下，置百官如虚设，置天下苍生于不顾”。呈上奏疏的海瑞，已经为自己买好棺材，随时准备奔赴那个为天地人心的“道统”而实践的无怨无悔的取义成仁。 ? 在中国历史上，像海瑞这样以“智忠”代“愚忠”的官员确实是稀有动物。他给阴鸷、阴暗、阴沉的王朝“谄媚文化”注入了一股极其阳刚的血气。儒家文化最大的特点是“温良”，因此成也温良，败也温良。“温良”成了一把双刃剑，“温良”用得好可成就仁爱，“温良”用得不当就衍生奴性。海瑞是一个既保持着仁爱，又没有奴性的儒者。 ? 中国古代的士人、文人、知识分子对皇帝和朝廷有一种奇怪的“侍妾心理”。他们是把皇帝、君主、朝廷当作他们精神上的夫君，而自己是一个卑微的侍妾。他们必须用穷尽一生的狼狈去争夺和维护在“夫君”面前受宠若惊的地位。受宠了就春风满怀，失宠了就无限伤怀。无限伤怀者中，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屈原，如果不从文学价值看，仅从诗人的情绪体验来看，整部《离骚》其实就是一部怨妇诗，因此，屈原其实是一个政治怨妇，喋喋不休地诉说着被楚怀王冷落的无限心思。其实，“侍妾心理”是中国儒家文人的人格结构中的弱点，少有例外，包括那个牛皮哄哄、来无影去无踪的李太白，别看他整天清高狷狂、遗世独立，其实他是个十足的官迷，一生都在跟国家政权讨价还价。只不过，真让这小子做了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