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品先院士-治学与育人的反思_50503.doc

治学与育人的反思* 汪品先**  今天和大家谈治学与育人，其实是一场反思，首先是回顾自己的成长和经历。 我的童年是在南京路旁度过的，如今再漫步在南京路上，看到社会变化如此之大，令人感慨万千。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经历的变化实在太大，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这么多次的否定自己的文化，而后又否定自己的否定。过多的反复，导致了文化上的迷茫，文化上的失落自我。过去在百余年的动乱中，很难冷静地评价历史、评价自己；而今处在盛世的中国，正需要冷静下来进行反思。 2006年1月9日，胡锦涛主席在中国科技大会开幕式上所做报告中提出号召：2020年中国要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这是个非常激动人心的号召。现在到2020还有十年，我们要倒计时问一问：中国距离创新型国家还有多远？如果说我们的发展迅速，但是创新不足，那么问题又出在哪里？号召是非常重要的，但关键在于配合，创新不能只停留在表面，更要深入人心。同时，创新和文化是分不开的，难以想象一个到处说套话的人会是一个创新型人才；一个套话满天飞的国家会是个创新型国家。个人需要反思，社 会需要反思，整个人类也需要反思，以此作为我今天的开场白。 一、关于治学 首先谈什么叫“做学问”，做学问是知识生产，与物质生产有很大区别；其次谈东西方文化存在的差异，这是我国创新能力的要害问题；再次，我想说科学不仅是生产力，还是文化，也许更是文化。 1. 知识生产 自从讲知识经济和科学成为第一生产力之后，科学就摆在了知识生产这个位置上。就人类的生产而言，其实有两类：一类是物质生产，一类是知识生产。物质生产大家都很熟悉，每天都在享用，它的产生、传播、运输、消费也比较健全和成熟。而知识生产却非常不健全，原因在于二者的主体不同。知识生产的主体是大脑，生产过程基本上是在一个大脑里完成的，进而再进行交流。而物质生产的场所一般是工厂、农场或者个体，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二者的区别在于效率差别太大，知识生产的效率极低，存在大量浪费。我们现在追求论文数量，其实在历史的长河里真正成为知识增量的论文，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因此拿物质生产的标准处理知识生产，是有问题的。中国目前的情况是，把一个不可定量的东西定量化，这样的量化无疑是误导，但是不量化的评审又全变成人情关系了。倘若社会失去诚信，没有什么可以相信，只剩下数量作为标识，岂不是很悲哀？ 相对而言，物质生产的检验相对容易。比如生产出来的牛奶滞销，倒到海里去，大家会抗议浪费。而一个思路、想法或知识的好坏，有时候几百年都说不清。科学上解释不清楚的问题太多，其产品检验就显得越为艰难，而知识的传播、运输更难，传输更是微乎其微。一个人的知识产品很少会记录下来，记录之后被别人读到的几率很小，被读懂的概率甚微，两个人的思维合二为一更是希望渺茫。把知识生产跟物质生产相比较就会发现不同，物质生产的成果是实在的物，可以放在冰箱里冷冻、保险箱里锁起来；而知识生产的主体是人，在大脑里，这个传输渠道非常不便，形成的书和文章是极少的一部分，绝大部分都是垃圾，然后真正有用的是垃圾堆里淘出来的宝，实际有用的宝就少之又少。 如果说科学家是知识的生产者，那么教师从事的就是知识传播，有点像物质生产中“物流”的工作，但是知识的传播和物质的输运有根本的不同。如何做好知识产品的“物流”，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命题。信息技术的进步和网络的发展，有可能从根子上改变知识产品收藏、输运和供应的模式，这种“知识流”的革新也必然会改变教学的模式，成为教育的创新。 2. 东西方文化 谈论中国的创新，离不开东西方文化的问题。道理很简单，现代科学是西方建立的，为什么西方文化、而不是东方文化可以导致现代科学？ 东西方文化差异是一个百年课题，是我们几代人热议的对象。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其实都是同一个问题。李约瑟在1964年提出：近代科学为什么是在欧洲，而不是在中国文明或者印度文明上产生。直到15世纪，人类的自然知识及其应用方面，中国绝对是世界第一，哪怕今天居于弱势的海洋，在当时中国也是全球最强的。元末明初，以郑和下西洋为标志，中国当时的航海实力是世界第一，没有国家可比。正如李约瑟所说：把所有的西方船队加起来也没有郑和的船队那么强。但是郑和下西洋只是弘扬国威、完全没有经济头脑，这样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结果后来不仅毁了船，连档案图纸都毁了，此后中国就开始没落。 同济大学名誉教授、美国院士许靖华教授，他退休讲演的题目是“为什么牛顿不是中国人”。这个题目非常有趣，也很有深度，按照他的回答：儒家的文化是忠和孝，文人无非是代圣贤立言的，要求尊重前人说的话，所有的文章都是去注释前人的想法，去理解、消化前人。而科学是相反的，科学是要怀疑前人，科学是要依靠证伪的，要证明前人错了，这样才能够前进，而这和中国儒教背道而驰。再一个就是方块字，他认为方块字是有形无声的，方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