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印_40629.docVIP

清代官印制度综论任万平《清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可资汲取的文化积累与统治经验良多，在各种制度方面都有集大成的特点，官印制度亦是如此。本文将从清代官印使用的不同阶段特点、官印的铸造与管理机制及官印本身特质等方面进行考察，以期较全面认识清代官印制度。一清代官印使用分期 清代（包括前清时期）官印制度与其它制度一样，有其发展演变过程，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因而动态地考察清代官印使用制度，才能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它的全貌。清代官印使用发展大体上经历了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衰败期四个阶段。印制萌芽期系太祖、太宗两朝。太祖努尔哈赤建元以前，官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领有明朝颁予的“建州左卫之印”；至建元天命称汗，开始制定卤簿用乐制度，同时亦应制作“汗宝”，这是“汗”用以发号施令，较之卤簿更能代表其身份、权力的信物。沈阳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量信牌文物中，见有上钤老满文“天命金国汗之宝”印痕。此宝或因皇太极崇德元年改国号“清”，患于称“金”之号而销毁，或因其它缘由，实物现已不存，故难断定其质地、钮式。至于《光海君日记》中所言“后金国天命皇帝” 宝1 ，恐不可信其有。因其印中称“皇帝”不称“汗”，与此时历史不合，且又谓印文系篆体，并文献记载仅此一见，因而太祖时期御宝以老满文为印文，于今可证可信者唯“天命金国汗之宝”一方。天命一朝，始终未建立纯为行政的官僚机构，一切唯以八旗之制行事。虽然也曾有五大臣、八大贝勒之制，但也只是一种集体议政的形式，并未形成衙署。当时后金国的事业唯军事征战而已，即使有官印，其行政效用并无施展之处，况且当时的国势也无暇顾及铸造印信。当时对于汉蒙降官降将则是颁以信牌。王氏《东华录》于天命七年春正月丁已条载：“其广宁守门游击孙德功、守备黄进、千总郎绍贞、陆国志等，遣七人来降，赐以银，给信牌遣还。戊午，西兴堡备御朱世勋遣中军王志高请降，亦赐以银及信牌遣还。……正安堡千总来降，赐以信牌二，并遣还。”2虽然现在见到的《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中同条所载对上述降官给以“印”而非“信牌”，但这是修《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时屡加篡改的结果，而未经篡改的《清太祖武皇帝努儿哈齐实录》中亦均写作“信牌”。所以把“信牌”改为“印”，是为了符合汉人政权委官命将授印之制，以避免汉人耻笑其祖之蒙昧。这种“信牌”即是沈阳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量的老满文信牌。带有“汗宝”的信牌即具有委官的效力，而且以当时的国力，只镌制“汗宝”钤于信牌较之铸印授官要经济、快速得多。玺印制度正式形成之前使用信牌，可以从完颜金朝找到渊源③。皇太极登极之初，实行四大贝勒制，而确定南面独尊则是天聪六年之事。此时皇太极的个人绝对权威还未能树立，因而用印尚未称“宝”而仅称“印”，即老满文的“金国汗之印”，此印痕亦见于沈阳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信牌之上。《满文老档》中称此为金印，即其质地为金。至天聪九年皇太极灭察哈尔，得所谓元朝之“传国玉玺”，“至是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征察哈尔得之，视其文乃汉篆‘制诰之宝’四字，璠璵为质，交龙为钮，光气烂，洵至宝也。多尔衮等喜甚曰：‘皇上洪福非常，天赐至宝，此一统万年之瑞也。’于是文馆参领鲍承先奏言：‘皇上圣德如天，仁政旁达苞符，协应大宝呈祥。天赐玉玺乃非常之吉兆，当敕工部制造宝函，诹择日躬率诸臣郊迎，由南门入宫以膺天眷而昭符瑞，仍以得玺之由书于敕谕，缄用此宝，颁行满、汉、蒙古，俾远近闻知，咸识天命之攸归也。’上是之。又上出御营迎劳凯旋诸贝勒，设案，袭以毡，奉所得玉玺置于上，令正黄旗都统穆太、镶白旗都统吏部承政图尔格举案前进，诸贝勒率众遥跪以献，御幄前设黄案香烛，上受玺，亲捧之，率众复拜天行礼。复位传谕左右曰：‘此玺乃历代帝王所用之宝，天以畀朕，洵非偶然也。’”4太宗对此玺之恭敬与完颜金朝太祖阿骨打获所谓的辽传国玺之情形如出一辙。这方御宝应成为太宗朝实际使用的御宝之一。我们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崇德六年七月初十日封庄妃册文》中，见到所钤御宝为“制诰之宝”，此或许即是这方元传国玺的印痕。乾隆十三年高宗御题《交泰殿宝谱序后》中说，清写篆文的青玉“皇帝之宝”，传自太宗文皇帝之时，自此而上四宝，均为先代相承者5。即前代相承者，分别为清本字汉篆字的“大清受命之宝”，“皇帝奉天之宝”，“大清嗣天子宝”及清字篆文的“皇帝之宝”。实际上这四方御宝均是太宗时期之御宝而非太祖时期御宝。太祖时仅称“汗”而未称“皇帝”，国号“金”而非“清”，由此亦可推断这几方御宝均是皇太极崇德元年称皇帝、改国号为大清以后所制。而台湾世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图说·清代》中曾把“大清嗣天子宝”误释为嘉庆嗣皇帝之物，实属对清代官印制度与清初历史不甚了解所致。太宗改元崇德称皇帝的典礼中已受四宝，“左班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科尔沁贝勒土谢图济农巴达礼捧宝一，和硕额尔克楚虎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