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代中国的商品价格结构变动及其市场发展之近代化命题_46895.doc

　关于近代中国商品市场的价格结构及其变动，学界过往常强调其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关系。如吴承明先生曾以农产品为据指出，近代中国商品市场上，主要农产品的价格水平虽决定于通商口岸的批发市场，但在本质上是决定于国际农产品市场，所以中国农产品商品价格与国内农业的边际生产成本完全脱节。即近代中国市场商品的价格结构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远非自由和合理。[①]由此，在论及近代中国商品市场发展水平问题时，他则将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之实现视为近代化的根本标准之一，[②]并认为近代中国商品市场是非近代化的商品市场。同时，笔者亦赞成吴先生的下述洞见。即我们都以为马克思的有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相关论断，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桑巴特的资本主义理论，诺斯的新制度学派理论，都是以市场经济或者说近代化的市场的扩大作为现代经济的根本标志。而近来在学界中影响较大的彭慕兰有关对市场和商品经济发展关系之判断也更接近强调市场经济的新古典原则。[③]但是这些理论根据还隐含地表达了下述观点。即在近代化命题的讨论中，当涉及判断一商品市场之性质和发展水平时，常强调远距离贸易和“特殊商人阶级”的出现以及商业政治化的发展对商业资本的组织构成、生产分工和市场扩大产生的重要影响。特别是机器工业的发展消灭了家庭手工业，使得农产品进入了近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商品市场后，资本开始征服整个市场。在此种意义上近代市场上，工业品的价格对包括农产品在内的整个市场的商品价格结构变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④]因而，“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⑤] 　　而在近来的研究中，当讨论近代中国商品市场的性质和发展水平这一问题时，大多数研究者在讨论中除把近代中国商品市场被迫整体性卷入世界市场当作既定前提，除论及它所具有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特质外，也常指出尽管其发展是属于畸形的商品经济，但其自身的市场组织和结构形态变化已与传统市场有根本区别，而且它已经开始向现代商品经济转换。[⑥]申言之，即在讨论商品市场的近代化命题时，除论及市场上商人资本构成变化和采用新的市场交易手段以及商品的市场体系扩展外，实际上也强调应把现代工业的部门结构、布局及其商品流向、流量和价格对整个商品市场价格结构变动的主导性影响视为是市场近代化的标准。 　　然而此标准是否适用于中国商品市场发展之近代化命题，笔者以为则未必尽然！相反，除下述显见事实外，即在其近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不仅现代工业发展相对迅速，家庭手工业，特别是家庭纺织业也未消失反而还有所发展。笔者拟以对华北市场上“粮棉”价格变动关系的实证分析为据，讨论市场商品结构形态与商品价格结构变动之关系及其所关涉的近代中国商品市场发展之近代化标准命题。申言之，若暂不过多地纠结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既定前提，笔者拟将以农业的部门结构及其商品流向、流量和价格变动能否对整个商品市场价格结构变动产生主导性影响作为讨论近代中国商品市场发展之近代化命题的标准。 　　在此需特别说明：在本研究中，笔者以为华北地方市场的相关资料和口岸城市天津的相关物价批发指数以及唐启宇所编物价指数可以证明前述论断。这不仅是因为开埠通商后，天津作为区域中心市场，其市场影响力能覆盖整个华北市场乃至全国市场是显见事实，更重要的理由则在于：三者都能反映出华北市场以“粮棉”为核心的商品结构，以及各自所表征的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市场交易状况。同时相关学术成果业已证明口岸市场的商品价格变动与地方市场的商品价格变动具有密切联系。[⑦]另，于本文所论的华北在空间范围界定，笔者倾向于接受罗澍伟教授的判断，以为华北区域系指黄河以北，东北地区以南，关中地区以东，黄、渤海以西的区域；差不多囊括了河北（直隶）、河南、山东、山西四省和内蒙古南部的一些地区。其空间位置，大致相当于中国地理中的“华北大平原”。以河北（直隶）为核心部位的这一地区，在综合自然地理、气候、人文、习俗等方面，均表现出许多内部的均质性；在经济活动上，基本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交流范围，具有一定的内聚性；同时还是一个行政设置较为特殊的管理区。[⑧] 　　一、近代华北市场以“粮棉”为核心的农业部门结构和商品结构 　　在近代华北民众的生产和消费中，粮食和布棉这类商品仍居绝对优势地位。在此前提下，“粮棉价格”波动所产生的民众收入和支出变化势必导致市场对商品棉布的需求亦随之变动。加之，由于近代华北农业生产不稳定，因此，华北市场上粮食或其他日常必需商品本身的价格变化，也必定会对商品棉布的市场价格变化产生影响。这表明了华北商品市场在自身生产基础和组织结构方面并无实质变化。即近代华北市场形成了以“粮棉”为核心的农业部门结构和商品结构。 　　“粮棉”互换是华北集市上商品交换的核心内容之一。据此，我们可以讨论，此区域商品市场上，两大部类的部门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