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法律史解释_45402.ppt

《诗经》的法律史解释 2007年4月24日编写 2008年3月24日改定 从经学到文学 《周礼·春官宗伯第三》记载：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郑玄《周礼注》认为:“风言贤圣治道之遗化也。赋之言铺也，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颂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 魏晋时期，《诗》已经开始了从经学向文学的转变。《世说新语》里有这样一段故事：“谢公（安）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谢玄）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唐代孔颖达主编《毛诗正义》，首倡“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朱子认为，“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 赋比兴的本体论解读 《说文解字》对“兴”的解释是“开头”；东汉郑玄、郑众认为“兴”中包含着“喻劝”和“寄寓”的意思；梁?刘勰《文心雕龙》释“兴”为“托物起兴”；梁·钟嵘《诗品》提出“文有尽而意有余，兴也”，认为“兴”衬托意境，引人寻味；唐·孔颖达奉敕撰《毛诗正义》，发挥了郑众“托事于物”的观点：“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朱熹的见解简单明了：“兴者，所以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又说：“因所见闻，或托物起兴，而以事继其后，诗之兴多是假他物举起，全不取义。” 综合来看，兴有三方面功能：开头启韵，渲染情绪，寄托美刺。 闻一多《诗经通义·周南》曾言：“三百篇中以鸟起兴者，亦不可胜计，其基本观点，疑亦导源于图腾，歌谣中称鸟者，在歌者之心里，最初只自视为鸟，非假鸟以为喻也。假鸟以为喻，但为一种修辞术，自视为鸟，则图腾意识之残余。历时愈久，图腾意识愈谈，而修辞意味愈浓。” 图腾意识的基本要素是人把自我投射于对象之中，而一切情绪在本质上都是物我相互转让的结果，物、我的对立只能出现在理性思维中，而不是出现在情绪之中。 当然，最能体现物我合一的，是快乐意义上的“兴”。 刘小枫说：“情绪、心情都不只是单纯心理上的，而是溶浸在整个人的生活世界之中的。心情浸透于所有与人交触的存在物。处于某种心情之际，人的整个存在就有某种情调。心情表现出，个体总是自己以某种方式在世。在世界之中与在情绪之中实际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当然，最能体现物我合一的，是快乐意义上的“兴”。 周英雄在《赋比兴的语言结构》一文中敏锐地指出：“兴的应用可以说是研究中国诗词的核心问题，因为‘托物言志’不仅和修辞有直接的关系，更间接牵涉到诗人处理物我的基本人生观。” 理解了兴，比的意义就自然明白。诗的比喻和说理文的比喻不同，后者的目的是让人明白道理，而诗的比喻旨在唤起人的情绪，因此本质上也是一种兴，通过喻体的中介，最终人的情绪仍然投射在物身上。因此，比喻的本质是以物比人，以景写情。 宋人李仲蒙提出“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也”，区分了赋与陈述在表达情感方面的不同，但未能说明情与物的关系。直到清代，李重华在《贞一斋诗说》中才真正触及赋的本质：“赋为‘敷陈其事而直言之’，尚是浅解。须知化工之妙处，全在随物赋形。故自屈、宋以来，体物作文，名之曰‘赋’，即随物赋形之义。” 今人才发现真理吗？ 无论是对诗经的整体定性，还是具体诗文的解释，明显可以感觉到，越往后世，对《诗》的研究越进步，越接近真理；汉代学者对《诗》的解释则简直是不可理喻。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搞清楚诗在先秦社会中的功能。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周礼和后世的法律不同，只调整少数上层贵族之间的伦理和政治关系，其当事人都是特定的。 礼与法的另一区别，礼的功用是塑造伦理，而法的作用在于保护。 诗作为礼制的一部分，必须放在“伦理塑造”这一背景之下才能理解。如果把伦理关系视为从来就有的，则无法理解诗、礼、乐对于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意义。 “礼失而求诸野”，“礼崩乐坏”从阶级观点来看实际上是礼走向民间的过程。 《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必有诗、礼、乐）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春秋政治生活中仍然大量引诗，前516年齐国天空出现彗星，齐侯以为有灾祸，使人禳祭以消灾。晏子说齐侯：“且天之有慧也，以除秽也。君无秽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秽，禳之何损？诗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阙德不回，以受方国。’君无违德，方国将至，何患于慧？”诗见《大雅·大明》。 “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