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贽_35896.doc

陆贽(754年～805年) 唐代政治家，文学家。苏州嘉兴（今属浙江）人，字敬舆。大历八年(773年)进士，中博学宏辞、书判拔萃科。德宗即位，召充翰林学士。贞元八年(792年)出任宰相,但两年后即因与裴延龄有矛盾，被贬充忠州（今重庆忠县）别驾（州主管官的佐吏），永贞元年卒于任所，谥号宣。有《陆宣公翰苑集》24卷行世。 陆贽出生地相传在城内甜水井（约在今城区斜西街东首）。陆氏自东汉末即为江南望族，陆贽出生时家门已衰落。父陆侃曾任溧阳县令，早逝，贽受母教成长。 　 唐大历六年(771年)进士，又应博学鸿词得高第，授华州郑县尉，迁渭南县主簿。唐德宗即位，由监察御史召为翰林学士。时藩镇跋扈，朝政紊乱，叛军陷长安，军阀朱泚僭称帝，陆贽随德宗避乱奉天，转为考功郎中。李怀光叛乱，又扈从德宗逃往梁州，转谏议大夫。长安收复后，还东京转任中书舍人。自任翰林学士后，即参赞机要，负责起草文诏，甚得朝廷倚重，号称“内相”。时当危难之际，朝政千头万绪，大量诏书均由陆贽起草，他疾笔如飞，凡所论列，无不曲尽情理。 贞元七年(791年)，拜兵部侍郎，知贡举。次年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为宰相。执政期间，公忠体国，励精图治，具有远见卓识。在当时社会矛盾深化，唐王朝面临崩溃的形势下，他指陈时弊，筹划大计，为朝廷出了许多善策。他对德宗忠言极谏，建议皇帝了解下情，广开言路，纳言改过，轻徭薄赋，任贤黜恶，储粮备边，消弭战争。这些建议有些为德宗采纳，化为实际政策。特别是在藩镇叛乱举国动摇的情势下，规劝德宗下诏罪己，为德宗起草了诚挚动人的诏书并颁行天下，前线将士为之感动，有的听到后痛哭，叛乱者上表谢罪。由于他善于预见，措施得宜，力挽危局，唐王朝摇摇欲坠的局面得以转危为安。陆贽秉性贞刚，严于律己，自许“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以天下为己任，敢于矫正人君的过失，揭露奸佞误国的罪恶。他认为立国要以民为本，对“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的尖锐对比，深为愤慨，同情人民的悲惨生活。他力劝德宗爱人节用，轻徭薄赋，反对横征暴敛，主张使“一代黔黎，跻富寿之域”。 陆贽为相期间，户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龄以谄佞德宗信用，“天下嫉之如仇”。陆贽仗义执言，多次上书参奏裴延龄的罪行。德宗信用奸臣，不听忠言，于贞元十年罢陆贽知政事，为太子宾客。 贞元十一年春复贬忠州别驾，陆贽谪居僻地，仍心念黎民，因当地气候恶劣，疾疫流行，遂编录《陆氏集验方》50卷，供人们治病使用。唐德宗即位后，下诏召还陆贽，诏未至而贽已逝。 政治思想 治乱由人，不在天命 　　唐朝经过安史之乱后，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都遭到了严重破坏。藩镇割据，山河破碎，战火纷飞。到德宗时出现了一派萧条破败的气象，田园荒芜，人烟断绝。 “四海骚然，靡有宁处”。泾原兵变后，长安失守，国难益重。但唐德宗在谈到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时却说：“此亦天命，非由人事。”针对德宗的这种“国家兴衰皆由天命”的错误思想，陆贽指出把国家兴衰说成由于天命是荒谬的。认为“天视自我人视，天听自我人听，则天所视听皆因于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否定了天有思想、有意志、能主宰人类社会的命运，得出了“天命在人”的结论。并说：“人事治而天降乱，未之有也；人事乱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说明了治乱由人，不在天命。 陆贽还辩证地分析了“治”和“乱”的关系。充分肯定了人在治理社会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理（治）或生乱，乱或资理，有以无难而失守，有以多难而兴邦”，所以他面对于乱并不悲观失望，而是充满“治”的信心。他踌躇满志地劝诫唐德宗“其资理兴邦之业，在陛下克励而谨修之”。不要忧虑“乱”，不要害怕“厄运”，只要“勤励不息，足致升平，岂止荡涤妖氛，旋复宫阙”。陆贽的这种反天命，重人事的进步的历史观，构成了他治国思想的哲学基础和理论基础。 理乱之本，系于人心 在分裂混乱之中“海内波摇，兆庶云扰”，“人心惊疑，如居风涛，汹汹靡定”，谁要想在这种局面中取得支配地位，人心向背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陆贽进一步阐发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传统儒家思想，认为“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夫欲治天下而不务得人心，则天下固不治。”陆贽反复强调人心的作用，这是他的治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所说的“得众”、“得人心”的阶级内容当然主要是指广大农民对李唐皇朝的同情和支持，也包括在统治阶级内部取得地主阶级的拥护。那么怎样才能“得众”、“得人心”呢？陆贽曾恳切而又深刻地向唐德宗谈了自己的想法：“臣谓当今急务，在于审查群情，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恶者，陛下先去之。欲恶与天下同而天下不归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乱之本，系于人心。况乎当变故动摇之时，在危难向背之际，人之所归则植，人之所去则倾，陛下安可不审查群情，同其欲恶，使亿兆同趣，以靖邦家乎？”又说：“舟即君道，水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