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死亡之“认”的问题(尾注)1_22836.doc

由“认”到“命” ——中国人生死态度之研究 （提要） 现代人在生死之“认”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造成了现代人生死品质的低下。本文主要从中国古代儒道关于“认命”、“乐天知命”“安之若命”等等生死智慧的探讨入手，阐述中国传统生死态度的特色，其对人们生死观念之影响，并进而指出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的运用价值。 关键词：中国人 生死智慧 生死态度 现代沉思 作者简介：郑晓江，1957年6月生，江西省万载县人，江西师范大学道德与人生研究所所长、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武汉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生死哲学。（通讯地址：江西南昌大学北区哲学系；邮编：330047 ；电话：0791-6895307 电邮：iangzh@163.net）  由“认”到“命” ——中国人生死态度之研究 郑晓江 生死态度一般指人们面对死之结局，所产生的观念及心理精神的活动，并展现于外的行为，是精神见之于举止的合和体。一般而言，特定的文化会形成人们特定的生死态度，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积淀成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因此，中国人有着不同于其他国家与民族的独特的生死态度。台湾成功大学的赵可式博士认为：对临终者而言，“心理平安当然是最好的，可是要如何才能得到心理上的平安呢？很有趣的，就是要能‘认’。‘认’这个字是我提出来的，病人并没有这么指陈。……只要他不再与命运打仗了，放弃搏斗的时候，他内心深处的平安就会出来。我把它称之为‘认’，这也是中国人特有的一个词汇。”许多人面对“死”，皆难以达到“认”的态度；而如果一旦达到这种“认”，也就意味着普通的中国人对个我生命即将结束这个事实承认后的接受，于是，他或她可以进入到万般挣扎之后的某种心理上的平安状态。但是，处于“认”之阶段的人，他们对死亡的接受往往是无可奈何的、非心甘情愿的、被动与被迫的，只有由对个体生命生死之必然性的“认”，上升为对人类整体生命之生生死死之必然性的体认，并最终意识到宇宙万物皆有生死成毁之必然性，人们才能获得对死亡自觉自愿的接受，并在面对自我之死时做到完全的坦然和释然，这即是由“认”到“命”的过程，道家学者称之为“安之若命”，儒家学者称之为“乐天知命”。终极关怀与普遍性宗教信仰缺失的中国人，面对生死之关，大多数人也只能或只有依赖“命定”的思想观念，在这方面，中国传统的儒道生死哲学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的应用价值。 一、现代人生死“认命”之难 死亡造成人类痛苦之最大者，也许并不在其使人们鲜活的生命中止了；而是人们在临终时，肉体上的极大痛苦，心灵中深深的忧惧，包括放不下生前种种持有的痛惜，不甘心于死现在就要降临的事实，无法接受自己即将步入死途的命运，等等。这即是现代人生死“认命”之难的问题。 在《论语·泰伯篇》中记载古之大贤“曾子有疾”，朋友孟敬子关切地来问候。曾子坦然地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曾子终生以体儒家之“道”行人伦道德为职事，故在临终时，能够达到“其言也善”，念兹在兹仍在告诫他人动静行止要合符人伦道德、礼乐教化的规范，死亡的恐惧似乎已完全离他而去。现代人则不然，他们有无穷多的人生领域，有数不清各式各样的拥有，有无限丰富的生活内容，也有想不完做不完的各种事情，于是，将死之时，难以“其言也善”，体验到的大多是个我的失落、恐惧、痛苦、揪心和沮丧等等负面的心理状态。 美国著名医生库布勒·罗斯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芝加哥一带访谈了二百多个临终病人，于1969年提出了临终病人濒死心理的五阶段说。首先是“震惊及否认期”，当人们得知自己即将步入生命的终点站时，往往第一反映是震惊，并予以拒绝，认为“医生可能搞错了，不可能是我”。随后进入到“愤怒期”，当人们病情发展不佳，否认已不再生效时，在求生欲望的激发下，病人会出现愤怒、怨恨与不平衡的心理，提出诸如“为什么是我得这种病”等问题。病人度过愤怒期后转入了“协议期”，希望医生想办法延长他们的生命。这时病人往往会积极配合治疗，心态较为平静，有时会哀求说：“医生，让我活着看到我的孩子长大”。随着病情不可逆转地的加重，病人产生了绝望情绪，意志万分消沉，体验到极度的悲哀和抑郁，并试图在追忆中追寻自我一生的意义与价值，开始对家人交待后事。最后，病人进入了“接受期”，在万般无奈下，病人开始放弃抗拒死亡的挣扎，心理上开始平静下来，对死亡也有所准备了。可见，从第一期到第四期，病人往往都是不接受死亡必至的命运的，而即便是第五期，人们对死亡的接受也是出于无可奈何，并非是一种自觉的肯认。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许多学者对库布勒·罗斯的五阶段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临终病人情绪变化非常复杂，五阶段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