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中欧大学系列演讲下.docx

　人们已经习惯了接受实现包装好的消息，因此也乐于接受那些付费的政治广告。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娱乐而不是信息，因此也乐于接受那些民粹主义评论家诸如?Bill O’Reilly和?Rush Limbaugh的影响。　操纵的技术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发展。它们起源于?19世纪结束时的商业领域，企业家们发现，他们可以通过品牌和广告来区分他们的产品，从而提高利润。这促进了对消费者动机的研究，以及对于信息和重点小组的试验，并通过反身性的过程改变公众的行为。它导致了消费社会的发展，并最终扩散到政治和文化领域。　我逐渐发现，经济和政治所依据的隐含假设（即认知函数优先于操纵函数）是假的。经济理论在给定需求和供应的条件下，显示了基于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如何导致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需求曲线的形状并不是独立的，它是受广告操纵的。　代议制民主理论假定候选人会代表自己和选民，选举和制度能够选择出选民最想要的人，但它没有预期到候选人们会研究公众意见，并专门讲选民喜欢听的话。　这些理论都没有考虑到现实是可以操纵的。操纵现实也成为了一门主要的艺术。是文学批评最终导致后现代世界观的发展，把启蒙运动翻了个底朝天：它否认存在可以由理性发现的客观事实，作为替代，它把事实当成一堆常常互相矛盾的叙事。　我已经无法跟上这个不可收拾的后现代世界观，因为它与我对客观现实的深深敬意相冲突。我不知道后现代世界观和布什政府宣传机器之间的联系，直到Ron Suskind的一篇文章让我大开眼界。他引述一个宣传机器作手的说法说：“我们不学习事实，我们制造事实。”这迫使我改变我的想法。我不得不对后现代状况更严肃，看出它实际上是一个创造性谬误，与当初对启蒙运营的影响完全一致，甚至更有影响力。　但我仍然把后现代谬误更多看成是一种谬论，它缺乏像启蒙谬误那样更具创造性的因素。通过更加强调操纵函数的优先性，它忽略了客观事实的最核心部分是无法操纵的。在我眼里，与启蒙运动忽略操纵函数相比，后现代谬误只能算是一个缺陷。　根据启蒙运动，理性和现实相互分离和独立于彼此。人们利用现实的唯一方法是去理解事件发展背后的规律。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想当然认为发现那些规律是第一位的。这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标志着人类智慧的伟大成就。只有当对人类事务进行研究时，谬误才出现了。　相反，后现代世界观完全是误导。它催生了一种不道德、务实的政治态度。它可以归纳如下。现在我们已经发现现实是可以操纵的，为什么要赋予认知函数比操纵函数优先的地位呢？为什么不直接进行操纵？为什么不绕过真理直接追求权力？　有一个答案我觉得是决定性的。尽管现实可以操作，其结果必然会偏离操纵者的意图。如果要将这样的偏离最小化，就只有更好地理解现实。正是这种见解，让我为开放社会引入了一个明确要求必须追求真相的承诺。　这个抽象的变量可以由一个具体的例子来强化。看一看布什的总统生涯。在操纵事实上，他异常地成功。通过向恐怖分子宣战，全国人民都整齐划一地站在了总统身后，一说攻打伊拉克，全国人民就为他铺好路。这次入侵说是为了在世界上确立美国霸权，但适得其反。美国徒然丧失了权力和影响力，布什也被普遍认为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美国总统。　这个例子应该是令人信服的。然而，现在的反身性的概念正在日益被认识到，危险是，根据后现代谬误，它会被误解。一个反身性现实非常难理解，人们更容易被简单的回答所误导。有时候需要一辈子才能理解“一个预测是对的，并不一定证明它所依据的理论也同样是对的”这样的话，但一个付费政治宣传只需要30秒。　我们很容易采纳后现代世界观，但它非常危险，无视客观事实的存在。一个回到客观现实的方法是指出人是会死的。人的意识很难接受死后自己就不存在了这个事实，各种各样的神话叙述都在编造着人死后的生活。我一直被一个阿兹特克人的仪式深深打动，队员们参加一场球赛，获胜的一方将被献祭给神灵。这是此类神话威力的一个极端例子。然而，事实是冠军们都死了。　即使如此，我必须承认，死后生命就不存在了这样的观念还是无法证明给那些相信死后世界的人看。我对现实世界客观属性重要性的坚持是个人信仰的问题。事实上，它和宗教信仰有奇怪的相似性。我构造的现实世界的客观属性具有许多一神教中神的属性：它是无所不在的，全能的，它的工作方式仍然保持一定的神秘性。　我对现实世界客观属性赋予了很高的地位，我曾经认为这是人们的常态。后来我认识到我的态度是相当不寻常的，它与我的个人历史有关。　我一生中经验形成时期是德国占领匈牙利的?1944年。在我父亲明智的庇护下，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我们不仅成功地活了下来，还设法帮助了其他人。对我来说，1944年是积极的经历，让我总是蠢蠢欲动想去和艰难的现实相对抗。　这种态度在我参与金融市场时得到了加强。我是一个冒险家，经常把事情推到极限，但又避免摔到悬崖下面去。为了避免不愉快的意外，我学会了事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