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音乐文学史.docVIP

《唐宋音乐文学史》（一）黎孟德著 从古至今，诗歌的传播途径不外有三： 一、以文字的形式。在古代，这种传播形式的范围是不太广的。许多诗人的作品，是靠手抄流传，即使是在印刷术相对比较发达的明清时期，诗集的流传是不太广泛的，因此，见的人不多，散佚的倒不少。而且，这种形式要求欣赏的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有较为闲暇的时间。 二、以吟诵的形式。这种形式在文人墨客中流行甚广，但并不为普通百姓所喜爱。 三、以歌唱的形式。给诗歌配上旋律演唱，并以丝竹伴奏，是古代乃至今日最受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一方面，配上音乐的诗歌最能表现心中的喜乐，最能动人。也就是《白虎通·礼乐》所说的“乐所以必歌者何？口言之也。中心喜乐，口欲歌也”。 这三种传播形式各有优劣，但最受人们喜爱、娱乐性最强、流传最广的是第三种形式。 魏晋南北朝以“吴声”和“西曲”为代表的乐府诗，继承了汉乐府的优秀传统，而且也全都是配乐演唱的。它们在音乐上比汉乐府更为动听。《世说新语·言语篇》载：  桓玄问羊孚：“何以共重吴声?”羊曰：“以其妖而浮。” 所谓“妖”，是指它的内容多男欢女爱；所谓“浮”，是指它的音调较雅乐正声为高，因此也就更凄婉动人。 古人常以“清”、“浊”和“浮”、“沈(沉)”来区别音的高低。《韩非子·解老》“耳不聪则不能别清浊之声”，《吕氏春秋·执一》“耳不失其听，而闻清浊之声”，是以“清”、“浊”别高低。梁江洪《咏歌姬》诗“浮声易伤叹，沈唱安而险”，则是以“浮”、“沈”别高低。吴声歌曲音调较高而凄婉，所以在演唱时常有“促柱”调弦，升高音调的举动。“纤弦感促柱，触触哀音发”(晋傅玄《怨歌行·朝时篇》)；“促调移轻柱，乱手度繁弦”(梁王台清《咏筝诗》)，皆可为证。尤其是《上声歌》。 据《古今乐录》载：“《上声歌》者，此因上声促柱得名。或用一调，或用无调名。”“上”声为民间工尺谱音名之一，“促柱”就是调弦，古时许多弦乐器都不能任意转调，需要转调就得重新调弦。《上声歌》八首之一说：  初歌《子夜》曲，改调促鸣筝。 四座暂寂静，听我歌《上声》。 这说明《上声歌》的音调比《子夜歌》要高一些。《上声歌》的另一首说：  郎作《上声曲》，柱促使弦哀。 譬如秋风急，触遇伤侬怀。 可见调弦促柱所产生的艺术效果，是使曲调更为哀婉动人。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十六论《杂曲歌辞》说： 自晋迁江左，下逮隋唐，德泽寝微，风化不竞，去圣逾远，繁音日滋，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哀淫磨漫之辞，迭作并起，流而忘返，以至陵夷。原其所由，盖不能制雅乐以相变，大抵多溺郑卫，由是新声炽而雅音废矣。 这里所说的“雅音”，是指从先秦两汉流传下来的歌诗，包括后人的拟作。“新声”，是指受南北朝乐府和包括佛教音乐在内的“胡乐”的影响产生的新的歌诗。 隋文帝即位后，太常寺有太乐、鼓吹、清商等署，管理国家的一切音乐事宜，它们将前代传下来的音乐以及传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和外国音乐加以整理，分定为七部，它们是：国伎、清商伎、高丽（今朝鲜）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同时，又杂用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和鞞、铎、巾、拂四舞。 大业中（605-618），隋炀帝改“七部乐”为“九部乐”，它们是：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即文康伎）（均见《隋书·音乐志》）。 从先秦到隋代诗歌和音乐的嬗变与成就，为唐代诗歌和音乐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繁盛的唐代燕乐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发达的时期之一，诗歌、散文、书法、绘画、音乐、舞蹈、雕塑、建筑等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唐代是诗的国度，诗歌的繁荣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比拟的。 唐代诗歌的繁荣，既是强盛的唐帝国时代的产物，也是诗歌自身发展的必然阶段，一方面，自《诗经》《楚辞》以来的优秀诗歌传统和南北朝时期对声律研究的成就，为唐诗的成熟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一方面，唐代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