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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理论对我国高职教育分层问题启示 　　收稿日期：2013-01-08 作者简介：陈宝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事处副处长，副研究员。（广东深圳/518055） 摘 要：以马丁·屈罗教授的“地位的分析”一文为切入点，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高职教育系统分层状况进行分析，并提出提高竞争意识和紧迫感、践行开放性办学理念、扩大办学经费来源渠道、注重社会声誉的培育等建议。 关键词：高职；地位；分层 伯顿·克拉克等著、王承绪等编译的《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一书，是一本有关比较高等教育方法论的专著，为比较高等教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该书从八个角度对高等教育进行了研究，有助于扩大我们对高等教育的认识视野，加深对高等教育的了解。其中，马丁·屈罗的“地位的分析”一文，用社会学的观点对高等教育分层问题作了论述，颇受启发，联系我国实际，对高职教育系统的分层问题作初步思考。 一、马丁·屈罗的分层理论 1.高等教育分层的客观存在 马丁·屈罗认为，“学院和大学的声望与社会分层有密切的联系，即学院和大学对社会上至少一部分人的工作位置起很大作用。”然而，“高等教育本身作为一个分层的高等院校系统”，也会“正式或非正式地按照各种各样的地位、名望、财富、权力以及影响进行分等”。[1] 因此，在每个国家，大学和学院的地位千差万别，有的世界闻名，而有的则鲜为人知。这些高等院校等级体系的形状各不相同。一种比较典型的形状是日本的陡峭金字塔形。其塔顶是东京大学，稍低一些是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一些老牌的私立大学和其余的国立大学，再下面的是大量的地方公立院校和一般的私立院校。相比之下，德国学校的等级体系形状则显得比较平坦，所有领域都没有一所院校独占鳌头，但它的高等院校也有第二层，即技术学院。在我国，高等教育的情况与日本有些相似：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为龙头的10-20所研究型大学位于塔顶，稍低一些是50-60所教学科研型大学，接下来是500-600所教学型本科院校。[2] 2.影响高等教育分层的因素 马丁·屈罗认为，院校的地位受到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的影响。客观方面主要是政府意志的表达，其“在很大程度上是正式法律和国家政策所起作用的结果，特别是那些把高等教育明确划分为不同部分的正式规定的作用最大，而对某一部分内的各院校之间划分界限的那些规定的作用较小”[3]。例如，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的由公费资助的院校里，大学垄断了由国家资助的研究项目，垄断了博士学位和高级专业学位的授予权。在英国，大学同多科技术学院相比，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几乎垄断了基础研究和高级学位。在日本，国立大学明显优越于所有其他各类公立院校。在法国，大学校（或称精英学校）的人均经费高，入学要求严格，再加上它们同政府行政机关和工商业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它们明显成为法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尖子部分。 相对客观方面而言，形成院校地位差异的主观因素则主要体现在以声誉和名望的差别为标志的院校内部差别方面。例如，在相当稳定的美国大学名次表中，前10所大学中有8所是私立的，前25所里约有15所是私立的。这些私立院校的地位等级明显就不是由政府确定的，而是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所取得的成功积累的结果。这种竞争主要围绕着“研究能力和授予高级学位的能力”来进行，能力越强的院校，地位就越高。具体体现在高质量的学生、优秀的教师和研究人员、研究资助、学术和研究成果的出版和名誉等方面。当然，处在顶部或接近顶部的公立大学也参加这种竞争。[4] 3.高等教育分层的特点 竞争与“钦定”的分层原则。马丁·屈罗认为，高等教育的分层体现两种不同的分层原则，一是以各个院校相互竞争为基础，即各个院校通过在市场上竞争获得有助于提高学术名望的条件，如学术声誉、著名教授、研究经费、捐赠等等，从而提高院校的地位。另一种则是由政府将职能、权利、特权和资源分配给各院校和高等教育各部门。[5] 顶部保持不变。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入学人数不断增长，院校的规模不断扩大，新的院校不断涌现，但高等教育系统的顶部却保持不变。马丁·屈罗认为，这是因为尖子院校具有强大的优势，为自己建立了一种“良性循环”，通过这种循环，优势又产生优势，而标志着高等院校上层地位的资源和活动，又大部分流向那些已经拥有大量资源和活动条件的同一院校。[6] 评估指标具有互换性。马丁·屈罗认为，所谓院校的等级，是指作为一所学术机构以公认的质量和特色为基础所取得的名望和地位。它是以公认的知名人物的看法为基础的，这些知名人物包括系主任、著名高级学者、熟悉情况的初级学者。同时，再加上“客观”的质量评定，如教学人员的研究成果、教师和学生的质量（用获得奖学金的人数或获得其他学术奖励和荣誉的人数来衡量）。此外，还可以增加一些学术质量的指标，如图书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