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市场化催变金融监管与市场格局.doc

利率市场化催变金融监管与市场格局 　　中国金融行业正面临两大冲击：金融管制放松和互联网技术渗透。金融管制放开的核心在于利率市场化，在通胀中枢上移的压力下，巨大货币存量需要更高的回报率，一旦金融创新打开一丝缝隙，突破管制的潮流便不可逆转地喷薄而出，银行表外配置的资金规模越来越大，从而对现有的金融市场和监管模式构成冲击，当前的债券市场利率高企和期限利差混乱，便是其中一个例子。新的利率市场化政策和监管措施呼之欲出，这种情况下，金融监管和市场格局将如何演化？ “表外”疯长 利率市场化本质上是供求双方自主决定资金价格的机制。完全市场化条件下，资金价格（市场化利率）的波动完全取决于供需形势。宏观意义上的利率存在一个上下限：下限取决于通货膨胀，低于通胀的利率意味着资金的时间价值为负；上限取决于资本回报率，高于这一水平的利率，其本息偿还无从保证。 利率市场化是一个放松金融管制的过程，我国金融管制不仅包括价格管制（利率、汇率），还有数量管制（信贷额度、存贷比指标）。在管制条件下，我国官方利率长期低于通胀下限，因此实际利率长期为负。在2004年以来的过去十年间，实际利率为负的时间超过一半，达64个月。宏观意义上的资金回报率可以用名义GDP增速表示，过去十年间，我国名义GDP增速在（8.6%，22.9%）的区间内波动，平均增速达15.3%，因此理论的利率上限可达15%，但过去十年官方贷款利率（一年期）平均6%，最高为7.47%。管制造成了一个消费者补贴生产者、债权人补贴债务人的利率体系，这是一个鼓励负债、容易滋生泡沫的体系，还造成经济结构失衡（如图1所示）。 这种情况从2010年开始发生改变，通胀上升、理财意识的成熟使资金收益率要求提高，给银行负债端扩张造成困难，而信贷额度控制又抑制了银行的资产端扩张。于是银行为了竞争，不得不在“表外”进行业务扩张。银行表外业务往往借助非银行金融机构（信托、券商、基金子公司等）的渠道，这些机构的兴起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社会资金绕开传统的“存款-银行-贷款”的渠道进行配置。 从2009年到2012年的短短三年间，央行公布的“其他存款性公司”资产负债每年新增规模从16.8万亿元到19.9万亿元，总量波动不大，但其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里，其他存款公司指的是除中央银行以外的，主要进行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支票）转账结算等中介服务的存款性公司或准公司。主要包括商业银行（存款货币银行）、信用合作社以及专门把储蓄存款作为资金来源的储蓄机构等。） 从负债方看，传统意义上的存款作为资金来源的重要性显著下降：存款（对非金融机构及住户的负债）占总负债的比重从2009年的71.5%下降到2012年56.0%，其中企业活期存款占比从32.6%突降到7.5%，同业负债（对其他存款性公司负债）占比从7.7%上升到11.8%（2011年高达16.6%），其他负债占比从6.2%升至12.6%。 从资产方看，传统的企业信贷在资金运用中的重要性也大幅下降：企业信贷（对非金融性公司债权）占总资产中比例从51.8%降至34.5%，而通过同业渠道运用的（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和对其他金融性公司债权）资产占比从13.0%上升到37.1%。 银行困境 如果仅仅怪罪银行“不听话”，显然有些偏颇。表外业务“疯长”的根本原因，是被管制的表内业务不能满足通胀抬升条件下资金配置要求：在负债方，银行以官方利率吸收存款变得越来越困难；在资产方，信贷扩张不仅受到直接额度控制，也受制于存贷比考核指标（因为存款增长放缓），因此，2010年以来的每季度末，商业银行之间的存款争夺变得异常激烈。这种矛盾由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创新发展而得到缓解，包括信托公司、券商资产管理公司和基金子公司在内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成为连通银行表外资产和表外负债的桥梁。如此“里应外合”，才造成了上述“其他存款性公司”资产负债结构的巨大变化。 这一变化给银行造成了两大难题。 一是息差减小，削弱银行的盈利能力。由于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是先贷款、后存款，贷款利率市场化程度较高，当前受制于经济增速下行，上行空间有限，而随着存款利率市场化逐渐深入，银行负债成本抬升相对较快，银行息差面临向下压力。表1表明，自2011年利率市场化取得明显进展以来，我国主要大型国有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息差出现不同程度缩小，其中幅度最大的是民生银行，截至2013年三季度共缩小67个基点（如表1所示）。 二是风险增加。一方面，传统存贷业务息差的减少增强了银行进行“表外”扩张的动力。这部分“新”表外业务，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加上扩张过快，难以被银行内部正规的业务流程和风控体系所完全覆盖，这增加了银行的合规风险和操作风险。2013年3月份的银监会8号文（《关于规范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