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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传播视角下西方公民新闻赋权性和合理性 　　摘要 公民新闻的作用焦点在于媒体传播范式革变对社会发展的有益影响。而引入发展传播的理论视角，结合西方公民新闻发展的具体实况分析西方公民新闻事业的公民赋权性及存在合理性，令我们得以从宏观的关于公民新闻运动与社会、社团、个体发展的关系及其在民主体系中实际发生的普遍作用的角度，从公民新闻在西方意识形态过程中的意义来考察问题。 关键词 西方公民新闻；发展传播；赋权；存在合理性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王莉，长江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湖北荆州434023 发展传播（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最早提出并着力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有效的传播手段促进并加强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变革，即国家发展与传播之间的关系问题。1958年美国学者勒纳最早在《传统社会的消失》中提出“发达的大众传播体系令现代社会有效发挥功能”的观点，其后，威尔伯·施拉姆在《大众传播媒介与国家发展》（1964）一书中系统阐述了大众传媒与国家发展的关系，指出“有效的信息传播可以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可以加速社会变革的进程，也可以减缓变革中的困难和痛苦。”并指媒介在国家发展中扮演了看守者、决策者和教育者的三重角色。而公民新闻诞生于新媒体环境之下，也称为“参与式新闻（Participatory Journalism）”、“合作式新闻：Collaborative Journalism）”、“UGC（User-generated Content）”。威利斯在《WeMedia》中将其界定为“公民个体或群体在参与信息搜集、报道、分析及传播新闻过程所扮演的主动角色，旨在提供一个民主社会所需要的独立、可信、准确、广泛的各类信息。”自上世纪90年代在美国兴起以来，以脸谱（Faeebook）、优兔（YouTube）、推特（Twitter）等社交网络平台为代表迅速在西方世界蔓延。从发展传播的理论视角来看，其意义在于媒体传播范式革变对社会发展的有益作用及影响。 一、发展传播研究与公民新闻的契合点——公众参与 早期的发展传播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单纯的经济发展领域，但伴随着不同社会语境下各国政治经济角色的分化演变，发展传播理论研究呈现多维度，发展的概念也被赋予更丰富的内涵。70年代后，发展传播学向基于社会平等新范式研究转型。社会传播学者罗杰斯（E M.Rogers）将其总结为：“采用多元路径，考虑社会平等、社会公正及经济增长”。即发展传播的内涵不再局限于经济水平的增长，同时也强调社会文化的进步，对媒介参与、媒介内容的规格和品质有了更高的要求，而这种发展的需求也不再局限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达国家也包括其中。“整个民族的传播与发展的指标既可以表现在国家与国家的比较中，也可以隐藏在民族内部的差异当中。” 如何建构为促进社会平等公正而有益的媒介生态，成为发展传播研究转型后的重要课题。发展的根基是让所有人获得平等的资源与机会的一种过程。而新媒体环境下西方公民新闻事业的发展，为公众平等地使用、建构理性批判的媒介知识与经验视角提供了全新路径。亨利·詹金斯在其名著《文本盗猎者》中提出媒介技术构建了一种全新的“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这种范式的特点展现为：“以往的媒介和公众是各自为政的媒介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而现在，它们成为相互影响媒介的共同参与者。” 二、发展传播视角下公民新闻的赋权性 “赋权”（Empowerment）的概念最早产生于上世纪70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者巴拉巴·所罗门（Barbara Solomon）针对美国社会中的种族歧视问题提出了“黑人增权”的理念。Rappaport进一步提出，赋权是一种过程，实质是“个人、组织与社区借由一种学习、参与、合作等过程或机制，使获得掌控（control）自己本身相关事务的力量，以提升个人生活、组织功能与社区生活品质。”赋权概念所特有的发展价值功能，令其成为社会发展进程中各项政策、服务完善和发展的重要目标及介入要素。而公民新闻多以群聚合式的社交网络平台（Social Networking）或类似平台为载体，准人度低、个体、群组间联系、沟通及时，参与者甚众，这些人再通过“粉丝”进行信息二次、三次及后续传播，令信息传播的影响力呈几何级递增。这种“参与式”媒介文化范式的发展令个体、组织、社区成为介入国家、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力量，发展传播理念意义亦在于此。 首先是平等参与的广泛性并籍此“改进人们的生活条件，赋权于公民令其寻求社会公正”的发展传播理念。Sindhuri Nandhakumar在论及中东公民新闻的“赋权”性时说：“公民新闻赋予了很多人发出自己声音的权利，这是他们以前所没有的，令其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