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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晏子:以文学心建构影像 　　在台湾被称作“外省人”第二代的他们，从小听父母讲述如何迁徙、定居台湾的故事。他们承继父母的血脉，也逐渐开始建构属于自己的世界。 周晏子就是所谓的台湾“外省人”第二代，他生长于台湾北部。也许是来自父亲喜好文学的影响，也是因为父亲在报界工作，一路升迁至要职，见证台湾报业的发展史，所以，周晏子自小对文学最感兴趣。台湾的义务教育是9年，明（2014年）年起是12年。在他求学的那个年代，台湾原只有6年的义务教育，他小学毕业那年正逢9年义务教育开始，但父母顾虑义务教育刚起步，故决定让他念私立中学。大学填选志愿，他只填英文系。大二已立下志愿要出国学戏剧，却因接触小众的艺术电影而开启视野，决心到美国学电影。当年台湾还没有专门的电影研究所，所以当他选择学电影时，父母相当“傻眼”，心底不能理解，却因深爱独子，而悄悄掩下身为父母对他未来出路的忧虑，备妥他出国头一年的费用。 周晏子从小到大念书不算一帆风顺，但以高分考过TOEFL和GRE，申请到声誉卓著的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及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两家电影学校，因后者让他及时入学，他选择了去纽约。纽约是艺术人文、经贸、政治荟萃之地，纽约大学（NYU）简直是纽约的地标之一，从这里毕业的世界级名人很多。以台湾来说，有现任领导人马英九、新北市市长朱立伦、在美定居的导演李安等。 那些年，周晏子为减轻家里负担，除短期打工、投稿赚稿费，还在漫长的暑假加修学分、拍作业片，紧凑却成功地以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获硕士学位，后返回台北，被视为“归国学人”。由于生活环境里极少有机会接触更多的客家朋友，他几乎不会听讲客家方言，倒是因为拍摄剧情片与纪录片，与客家语言、客家文学结下缘分。刚开始于职场，他就展开了不凡的资历，鲜少有人像他那样没有横飞的口才，有的是沉稳的个性、丰厚的文学根基，不需太多片厂的磨练，很快地就坐上“导演椅”。然而，他碰上的电影环境青黄不接，台湾的消费娱乐，不再是早年的方式，影视产业有不少年是处于下滑疲弱的境地。他虽有两部电影、多部电视与纪录片，包括记录文学家钟理和、钟肇政的影视作品，却也难以面对其他的生活问题，进而他选择了转换环境到美国生活。由于他的特殊生活历程，父母分别来自江苏阜宁和高邮，他生于台湾，到美国念书回台湾，后又定居美国。 这种生活情境，看似与台湾正重新蓬勃起飞的影视工作脱离，却是为他展开另种影片的摄制工作，带来了兴旺的契机，甚至可说是成了他艺术生涯的“创举”。 这个“创举”便是让他看到老人社会不只是表象的数据，而是以他喜爱的文学去经营影像，让老人的心，有抒发管道。周晏子性灵温和也有炽热的一面，不忍弱势被忽视，比如在音乐上，他爱听重口味的摇滚，尤其是不知名或被忽视的乐团，更比如在创业上，他将与商业不分家的电影升华为悲悯的公益，服务高龄化社会里被边缘化的老人。喜爱写诗，写作让他保持敏锐的心。 由此，笔者以直述的笔谈方式请教了周晏子导演。 朵：请您简单地说说你的学业经历。 周：记得念过幼儿园，小学是念永和小学，初中是及人初中（因操行不良被记两大过、两小过，险遭退学），高中是辞修高中（全班第一名毕业），大学是东吴大学英文系（联考报名时只针对有英文系的大学填志愿），硕士研究所是美国纽约大学的Department 0fCinema Studies（电影研究系），与李安同期，但不同届也不同系，多在座谈会或联谊场合接触，1997年我为“台湾电影新潮”带队到大雪纷飞的纽约访问他，他固然有想法，也很有讲法。 朵：面对您自己当年的电影环境，相较于您更早前，及您离台到美国后的电影环境，您如何看待这变化？ 周：我到美国学电影时，台湾电影的产量还很大，我在1982年拿到电影研究硕士学位时，台湾电影开始愈拍愈少。被称为“台湾新电影”的作品成为新的主流，可没太多久，这些就千篇一律，于是有史观者开始建立台湾新电影的“代”，意图延续它的生命。这时有人将我归为第三代，因我公开说我受新电影（第一代）启蒙。但潮流会变的时候自会变。2000年之前，台湾电影已忙着重扛娱乐的旗帜，意图拉回普罗观众。我在2010年移居美国后，台湾电影进入商业主义的另一次循环，着眼的是卖座，而我不在那个现场了。不过我无悔，我一直认为我“一手拍剧情片，一手拍纪录片”，使我不同于很多导演。我现在自行创业，做的是比世俗电影更得我心、也深入人心的作品。 朵：到美国成立一个关注老人的名叫“内存社区”的组织，专门拍摄老人，这与您看到父母渐老有关吗？你的网站很值得提。是“创举”吧。在美国成立这个网站时，碰到很多困难？ 周：Memory Community（内存社区）是一个非营利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