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提升民心三大法宝.doc

唐太宗提升民心三大法宝 　　为什么唐太宗和他统治下的唐朝政权能够如此赢得民心？吴兢的解释是，“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结合贞观初年的治国实践，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笏 要把国家治理好，关键是要把老百姓的生活安顿好 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关心民生疾苦，心中装着老百姓。贞观二年，关中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旱灾，接着就是蝗灾。夏日的一天，唐太宗来到皇城的御苑中，发现了蝗虫，顺手就抓起了几只，拿在手上，用咒语般的话谴责起蝗虫来：“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说完，他举手就要把蝗虫往嘴里送。左右的大臣赶紧劝阻，说：“这些个脏东西，吃了会得病啊。”唐太宗说：“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于是把这几只蝗虫都吞吃了。《资治通鉴》记载这件事情的结果是，“是岁，蝗不为灾”。与其说唐太宗的真诚感动了上苍，不如说是感动了天下百姓，提高了灾区人民减灾抗灾的积极性和战胜灾害的自信心。 唐太宗关心民生的具体措施，白居易《七德舞》诗中概括为“亡卒遗骸散帛收，饥人卖子分金赎”。贞观二年，当唐太宗得知关中地区由于旱灾导致百姓有卖儿卖女的情况后，对身边的侍臣说：“水旱不调，皆为人君失德。朕德之不修，天当责朕，百姓何罪，而多遭困穷！闻有鬻男女者，朕甚愍焉。”（《贞观政要》卷六《仁恻》）于是，他派遣御史大夫杜淹到关中各地去巡视检查，发现被卖的孩子，就从国库出钱把他们赎回，还其父母。唐太宗敢于把造成自然灾害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勇于承担责任，而不是怨天尤人，而且采取果断措施，“出御府金宝赎之”。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记载，由于连续的自然灾害，唐太宗在贞观二年三月下了一道大赦诏，诏书里说：“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乂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四月又下诏，针对“隋末乱离，因之饥馑，暴骸满野，伤人心目”的状况，下令各级官府出资，把散落在荒野的尸骸进行收葬。《七德舞》中还写到了“死囚四百来归狱，怨女三千放出宫”，说的是唐太宗能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曝尸荒野的也许是无名的阵亡士卒，或者还是来自曾经敌对的阵营；卖儿卖女的无疑是普通的贫寒百姓。但是，唐太宗没有忽略他们，他们也是人，值得同样地加以怜惜和尊重。尊重生命，顺遂人性，是唐太宗君臣治国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太宗之所以能够做到如此关心民生疾苦，是因为贞观君臣都有强烈的求治理想，他们在治国理论上也进行了深刻的探讨。 贞观二年，正是贞观君臣讨论“安民之道”最为集中的一段时期，他们从理论上认识到，要使皇位稳固，要把国家治理好，关键是要把老百姓的生活安顿好。 ？笏 抑制豪强和权贵，惩治贪官污吏 唐太宗对于享受特权的阶层有着特别的警惕，他之所以取年号为“贞观”，就是要示天下以公抑制豪强和权贵，惩治贪官污吏。《贞观政要》在解释唐太宗之所以能够深得民心、能够迅速开创贞观之治的原因时，特别强调了唐太宗抑制豪强的措施与效果，“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 唐太宗对于贪官污吏的深恶痛绝，有时甚至表现得非常激进。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德九年底，即位不久的唐太宗深为朝廷之中一些低级的小吏受贿成风而苦恼，一时没有想到什么好的对策，情急之下竟想出“钓鱼执法”这一招，暗中派人去向中央各部门的办事人员行贿。尚书省刑部的司门司有一个令史中招，接受了一匹绢。唐太宗决定严惩，杀之以应人望。民部尚书裴矩觉得不妥，进谏道：“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唐太宗也认识到“钓鱼执法”的危害，没有处死司门令史，但是他严厉打击贪污受贿的决心却显露无遗。 贞观三年，唐太宗做秦王时的幕僚、濮州刺史庞相寿因为贪污而被免官。庞相寿找到唐太宗，唐太宗出于对部下的个人感情，决定法外开恩，留住他的官职。但是，魏徵进谏说：“秦府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恩私，是使为善者惧。”如果秦王府的幕僚都通过与皇帝的个人关系而获得法外之恩，将使那些正直善良的官员感到害怕和心寒。唐太宗在此提醒下，认识到自己的过失，对庞相寿说：“我昔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大臣所执如是，朕何敢违！”（《资治通鉴》）他赐给庞相寿一些绢帛，却依法免去了其官职。 贞观六年，右卫将军陈万福贪小便宜，在扈从皇帝从九成宫赴京的途中，违法多取了管理驿站人家的几石麸皮。唐太宗知道此事后，决定羞辱他一下，将这些麸皮赐给他，“令自负出以耻之”（《贞观政要·贪鄙》），就是让他背着这些麸皮随行，好叫他长记性。 唐太宗对于享受特权的阶层有着特别的警惕。《资治通鉴》记载，武德九年，唐太宗对于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