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讲稿：堂吉诃德》与《阿Q正传》比较.ppt

人性、道德、爱情 ——《堂吉诃德》与《阿Q正传》比较阐释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堂吉诃德》的东移、译介与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比较分析堂吉诃德与阿Q形象的异同点，进一步理解比较文学中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方法。 重点和难点： 1、《堂吉诃德》的译介与中国接受 2、“精神胜利法” 3、堂吉诃德与阿Q形象比较 一、《堂吉诃德》 的东移与中国接受 《堂吉诃德》（1602-1615）在狱中诞生。塞万提斯在第二部的献辞中写道：“最急着等堂吉诃德去的是中国的大皇帝。他一月前特派专人送来一封中文信，要求我，或者竟可说是恳求我把堂吉诃德送到中国去，他要建立一所西班牙语文学院，打算用堂吉诃德的故事做课本；还说要请我去做院长。” 传播与评价 人们最早看到的堂·吉诃德 是一个“可笑的疯子”。19世纪英国批评家约翰·罗斯金 认为，塞万提斯的讽刺不仅给西班牙，而且给全人类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他 在消灭骑士尚武精神的同时，“使纵欲代替了忠心、抢劫代替了保护、背叛 代替了忠诚、自私自利代替了骑士精神。”德国诗人海涅也持同样看法，他 说塞万提斯的讽刺，在不知不觉之中，把武士的英风侠骨和“人类一切激昂 奋发的热情举动”都当作笑柄。 十八世纪英国诗人蒲伯说他是“最讲道德、最有理性的疯子，我们虽 然笑他，也敬他爱他，因为我们可以笑自己敬爱的人，不带一点恶意或轻鄙 之心。” 十九世纪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认为， “假如这种勇敢、这种善心、这 种虔诚，假如所有这一切美好而崇高的品质，使用的切合实际和合乎时宜， 那么堂·吉诃德本可以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人物。” 屠格涅夫说：“他完全把自己置之度 外，他活着是为了别人，为了自己的兄弟，为了除恶，为了反抗敌视人 类的势力——巫师、巨人——即是反抗压迫者。在他身上没有自私自利的痕 迹，他不关心自己，他整个儿充满了自我牺牲精神！” 20世纪初，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在日本最先接触到了这部作品。周作人在《欧洲文学史》（1918）说塞万提斯“以此书为刺，揭示人以旧思想之难行于新时代也，唯其成果之大，乃出意外，凡一时之讽刺，至今或失色泽，而人生永久之问题，并寄于此，故其书亦永久如新，不以时地变其价值。” 上世纪30年代，鲁迅又和瞿秋白一道（前者从德文，后者从俄文）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解放了的堂吉诃德》。鲁迅在“后记”中说，“吉诃德的立志去打不平，是不能说他错误的；不自量力，也并非错误。错误是在他的打法。因为胡涂的思想，引出了错误的打法……而且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的”。 译介与模仿 西班牙文学名著《堂吉诃德》第一部出版两年后（1607年），英国人托马斯?谢尔顿（Thomas Shelton）将之翻译为英文，这是《堂吉诃德》的第一个翻译本。1922年，它第一次被翻译成中文，即林纾和陈家麟合作翻译的《魔侠传》。 30年代国内有四种《堂》的中译本。 “文革”前后，杨绛先生首次从西班牙语原文翻译了《堂吉诃德》（1978年首版）。 后来有多家译本出现。 1993年，钱理群出版了《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一本比较文学研究著作，引起强烈的关注。 堂吉诃德的冲动在中国逐渐转化为形而上学的思考。有关学者把堂吉诃德精神放大为民族意识，不仅提出了“集体堂吉诃德”等概念，而且从中国现代历史的某种集体盲动性看到了发动新启蒙运动的可能性。 废名称他的《莫须有先生传》是学习莎士比亚和《堂吉诃德》的结果，他在一封通信中说：“我是想到了莎士比亚与西万提斯他们两位。……屠格涅夫说西万提斯的《吉诃德先生》是代表一个理想派，……我的意思则适得其反，他是——他是一个‘经验派’，耍了一个猴戏给我们看。” 二、《堂吉诃德》 与《阿Q正传》比较 1、鲁迅对《堂吉诃德》的接受 鲁迅先生在日本留学时就曾接触并珍藏有德文版日本版的《堂吉诃德》, 后来又有多篇相关文章提及塞万提斯和他的《堂吉诃德》。如《集外集拾遗·〈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后记》、《二心集·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南腔北调集·真假堂·吉诃德》以及《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三》等等。 1921年鲁迅先生在北京的《晨报副刊》连载《阿Q正传》1941年《上海周报》发表荷影一篇题为《关于“董·吉诃德”和“阿Q”———并介绍〈解放了的堂吉诃德〉》的文章中,说:“董·吉诃德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