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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论导论 中国的绘画理论，最早散见于先秦诸子百家之言，虽是片段的不成系统的，但作为古代的学术思想而深具影响，可以说是中国画论发展的先导。经秦汉魏晋而至盛唐，文物鼎盛，艺苑繁荣，画史的编撰，画理的探讨，技法的研究，极盛一时。至宋代，文人画兴起，学术思想活跃，三百年间，国家多难而文运不衰，绘画尤具特色。宋代的学术思想影响了绘画理论的发展，文人画的声誉掩盖了画工的地位，崇尚笔情墨韵，逸格列为品第之首，从人物形神探索，伸向自然奥秘，而使花鸟、山水画兴盛，促进了中国绘画向着更高深的阶段发展，直接影响于元明及其以后的绘画。 经历代发展，中国的绘画理论，形成自成体系的专门理论，阐述精微，著作宏富，深具学术价值。 第一章 春秋至两汉绘画理论 美术理论和创作的关系，如同一般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一样，美术理论是美术创作实践的反映和总结，并指导创作实践和受创作实践的检验。理论对美术创作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那么，中国古代美术理论究竟怎样呢? 中国古代美术理论产生于长期的封建社会，必然带着封建社会的一些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但其中绝大部分不但对古代美术创作有过影响，而且对今天的美术创作仍有借鉴作用，因此有研究探讨的必要。中国美术的起源，可追溯到距今六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时期，那时产生了彩绘陶器。仰韶文化精美的彩陶体现了原始社会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的才智。继承陶器工艺传统演变发展而来的是青铜器。现在看到的主要是殷商时代的青铜器，实际上青铜器不始于商，由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的夏代就有了青铜器，只是至今实物发现的较少。青铜器与彩陶相比，它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艺术发展的新貌。但这两种工艺美术创作的理论，在古代非常少。彩陶产生时还没有文字，当然无从记载。关于青铜器到春秋也只有极少的议论。研究青铜器的工作开始于宋代。欧阳修把青铜器、石碑、石刻搜集到一起，编写了《集古录》，着重于收藏，评论较少。宋代还有赵明诚和李清照从事过青铜器的研究。这一情况说明中国美术理论，特别是关于工艺美术理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落后于创作实践。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我们知道，工艺美术，如青铜器，在奴隶制社会中是贵族的生活用品，他们在祭祀、宴会等活动中大量使用青铜器，可是对它的制造者——“百工”之事，是不重视的。只使用，不研究，不评论，这大概是当时没有理论的原因。 中国美术理论从春秋开始多起来，所以我们把春秋至两汉作为一个阶段。这个划分与一般文学史、艺术史不一样。我们所以要这样划分，是因为在这段历史时期内，美术理论有共同之处，我们把它称做诸子论美术。诸子论美术有两个特点： 一是评论者不是专搞美术的，大部分是各立其说的哲学家，这与以后的魏晋时代不同。魏晋一些画家，自己一方面画画，一方面发表意见。 二是从论及的内容说，诸子本意不在美术，往往用美术作例子说明或比喻其学术观点，当然也有专谈美术的，但为数不多。 诸子论美术的价值何在呢?尽管他们原意不在谈美术，议论也是只言片语，东鳞西爪，不成系统，但提出了一些根本问题： 如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即艺术的社会作用问题； 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即怎样反映社会生活的问题； 艺术本身的特殊规律问题； 艺术创作中作者的思想感情与作品的关系问题等等。 他们对这些问题阐述虽不详尽，但毕竟是提出来了。任何事物都是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诸子的美术理论，起了先驱作用，拓荒作用。有了这一基础，才可能产生魏晋以后的比较系统的美术理论。还要看到，有些观点对后来影响很大，其价值就在这里，故应予以重视，应加以研究。 本章先从有关青铜器的理论叙起。 《左传》的“使民知神奸”论 青铜器的理论，见于古籍记载的只有一则： 昔夏之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左传》) 前面说过，虽然目前发现夏朝的青铜器较少，然而从商朝的青铜器的盛行迹象可以断定，在此以前的夏朝已经有青铜器了。没有夏朝的青铜器肇创为基础，商朝的青铜器的盛行发展是不可能的。《左传》的这段夏朝“铸鼎象物”的记载，我们可以看作是夏商周三代青铜器的代表理论。“使民知神奸”，说的是青铜器图纹的社会作用。这是中国绘画理论最早的功能说。 青铜器纹样种类繁多，有真实的动物形象，如虎、牛、象、蝉等，也有虚拟想象的动物形象如龙、凤、夔、饕餮等。郭沫若说凤就是孔雀。不—定。现在找不到龙、凤这种动物。《晚周帛画》中有一凤一龙（郭沫若当作夔，实际为龙）作斗争状。郭老认为凤代表善，夔（实际为龙）代表恶，善战胜了恶。关于饕餮，解释更为纷纭。有人说是一种贪得无厌的动物，吃人卡在脖子里了；有人说就是牛头，但细看不是牛头，有的有角，有的无角。在众多的形象中，以象征的意义来说，基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象征善的如龙、凤、羊等，一类是象征恶的如夔、饕餮等。“使民知神奸”所指的就是这两类，善的称为“神”，恶的称为“奸”。把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