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社会身份歧视-中国社会学网.docVIP

载《社会与公益》2012年第8期，《工会领导参考》2012年第7期，见魏礼群主编.社会体制改革与科学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社会身份歧视、社会权利建构与社会管理改善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冯同庆 [摘 要]社会建设中存在一种明显的缺陷，就是对劳动者遭受的社会歧视缺乏认识和研究。这是一种社会身份歧视，实质上是相应的社会权利建构缺失。改善社会管理，对此不能不察，而且可以从私益、团体、公益等多种途径寻求解决的出路。 [关键词]社会身份歧视，社会权利建构，社会管理改善 我是一位劳工研究者，从劳工研究的视角谈谈社会管理问题。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一直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引起重视，这就是对劳动者的社会身份歧视。而社会身份歧视的原因，在于劳动者社会权利建构缺失。如果社会管理希望得到真正的改善，对劳动者社会身份歧视和社会权利建构是不能不察的。 在党政主导的体制下，与社会权利相互协调是改善社会管理的出路，具体可以考虑私益、团体、公益等多种途径。 一、社会身份歧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歧视，从最直接的意义上，是指不合理的区别对待。这里研究的劳动者社会身份歧视，是指对工人、农民工、派遣工、外包工、学生工、临时工、钟点工等 这些社会身份的劳动者的不合理区别对待。在企业改革、企业重组、劳动权益事项、城镇化等多方面显现出来，而且还会不断被复制或延续发生。 城市企业改革过程中，社会歧视现象就出现了。据我们的调查，改革中引起的涉及劳动者权益的争议，如果进入诉讼程序是“不予受理”的。也就是劳动者状告无门。法院掌握的政策原则是，涉及面广、敏感性强、社会关注的案件暂不受理。其中包括，因企业改制或者企业效益不好等原因出现的企业整体拖欠职工工资而引发的纠纷案件，因劳动制度改革而出现的职工下岗纠纷案件，政府及其所属主管部门进行企业国有资产调整、划转过程中引发的纠纷案件，政府参与或者依据政府的指令而发生的政策性“债转股”纠纷案件，因企业改制过程中违反民主议定原则或者因企业改制而引起的职工安置纠纷案件。当然，虽然法院不受理，相关政策对争议的出现和解决还是有安排的，可是由于缺失劳动者相关的社会权利的保障而有效性不足。由于没有法定的争议处理程序，沿用传统的行政手段处理，多数处理的结果并不公正，导致社会歧视。问题的症结在于，政策推行改革而不是立法推行改革，由于政策的执行者、解释者、监督者事实上都是行政方，而处在改革中的行政方与计划体制下已经根本不同，有了自身的利益相关性；具有自身利益相关性的行政方，很容易侵害职工参与的权益；职工权益受损后，没有行政辖制之外的救济途径，也就很难改变被歧视的后果。 在企业重组中，社会歧视现象仍然严重。我们对山东诸城、浙江金华的企业重组做过细致调查。这是1992年开始的中小型企业重组的典型地区，其中职工持股或退股都发生强制性安排，而使他们的权益受损。重组都是地方政府推动的，在重组还是不重组的问题上没有商量余地。一度，由于势在必行，企业职工反倒变被动为主动。诸城采用股份合作制方案，是职工提出的，认为经营前景乐观，同时希望减少政府干预，而实际效果又确实不错，大多管理状况改善和利润增加。职工不仅保住了“饭碗”，还增加了收入。金华仿照诸城的做法，也颇为成功。但是，也产生了问题，就是歧视问题。例如，一些企业经营前景不好，政府希望尽早甩包袱，强制职工入股。职工被迫入股后，经营出现问题，经营者一走了之，职工想退股却为时已晚。更严重的是，后来所谓的“二次改制”。职工股份合作制刚刚起步或初步稳定，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提出“培育大股东增强经营动力”，不少经营者、技术人员也有持大股的要求。可是，多数职工担心失去股东身份、减少股权比例会产生后顾之忧，对二次改制能够提高劳动收益的预期并不相信、赞同。然而，在政府刚性政策推动下，普通职工不得不交出股权。在我们调查期内，经营效益并没有因此而明显提升，而且还产生了职工与大股东或强势经营者更多的劳动争议。 在工资、福利、社保等方面，社会歧视涉及更多的范围。根据口述史资料，1985年辽宁省辽源市委与市总工会在企业开展“一活三富”大讨论，用倒算指标的办法，从提高职工工资、福利的目标算出要创多少企业效益，再分解到每个部门、岗位、职工，最后达到搞活企业和富国、富厂、富民的目的。这个经验反映到中央决策高层，认为“富国”、“富厂”都不成问题，而“富民”恐怕很难做到。这与农民勤劳致富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同，工业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又是大规模的集体劳动，职工勤劳致富和让一部分职工先富起来不妥。还担心，提职工勤劳致富可能吊起职工的胃口，而又不能实现，反而挫伤职工积极性。之后，就集中力量研究企业内部的分配、福利、保障制度的改革。形成了企业职工工资增长与物价指数挂钩的方案、企业福利和保障制度社会化的方案等，但都没有得